从刘白羽致巴金的一封信谈起

　　1984年春天，国际笔会第47届年会在日本召开，中国作家协会组团出席，由巴金、刘白羽、朱子奇一正两副团长率队前往。巴、刘友谊，由来已久，此时又得以同躬一事，一起赴东京、一起行访、一起谒仰夏目漱石故居……相携而行之际共话往昔，悠悠岁月自有说不尽的话题。当时情景已难再现，幸有刘白羽事后写给巴金的一封信，为那段历史留下了一痕鸿爪雪泥：

　　巴金同志：

　　您挂号寄的《兰河上》七月七日收到。由于大雨，骤凉，我感冒发烧十余日——今天才向您报告：邮递无误，请放心。

　　写上一封信给您时，我想到找书是一件很累的事，天气又炎热，我即可从香港得到，就不要再劳累您了。但您还是把仅有的一册赐赠，我十分感谢。在东京和您畅谈，我讲到我走了一条错误的路，就是过去几十年间，我花了很多精力做行政工作，而没能专心致志地写作，这是发自内心的话，也是今后行动的决心。过去一年，我写了一部廿四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海》，现正酝酿一部长篇小说，拟秋冬间动手。在这时收到您寄的《兰河上》，使我再一次想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上海和您的见面，您亲自为我编印第一本书，第二本书，引我走上文学道路，这对我是一种鞭策和鼓舞。

　　北京连续四天大热，汗流如注，望珍摄。

　　问全家安好！

　　白羽

　　一九八四、七、十九

　　这封信，字不满400，内容却关涉一个几十年浴血奋斗出生入死的非凡人生。笔者有幸，既熟识这封信，也熟识写这封信的那位可亲可敬的老将军。读信思人，不只是那个挺拔伟岸的身影闪现眼前，更有那些诸如“牺牲”、“信仰”、“庄严”、“神圣”等一类久违的词语激扬心中——让人荡气回肠，让人肃然起敬。

　　“您挂号寄的《兰河上》七月七日收到。”“在这时收到您寄的《兰河上》，使我再一次想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在上海和您的见面，您亲自为我编印第一本书，第二本书，引我走上文学道路，这对我是一种鞭策和鼓舞。”

　　“兰河”应为“蓝河”。《蓝河上》是刘白羽的第二本小说集，内收《蓝河上》《盐贩子》两个中篇。巴金编辑。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四月初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为《文学小丛刊》第一集之一种。

　　该书问世时，刘白羽正在巍巍太行中，跟在八路军总司令身边，亲证着一场场与日寇血火相搏的战斗。不久前的1938年12月，他刚由艾思奇、柯仲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自谓从此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他说：“这第二次生命才是我真正的生命，因为这生命不再属于‘自私’的‘小我’，而属于一个神圣而纯洁的集体了。”而今后，他将生命凝聚在共产主义理想之中，他的目光因之超越了一己之得失荣辱。惟其如此，《蓝河上》的结集出版也许再不足以掀起他的心底波澜，但是感恩戴德之情却随着心胸的开阔而日益深重。1937年1月在上海与巴金见面，他亲自为他编印第一本书的情景，将永远如诗如画，留驻他的心中：“巴金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沉默寡言，但他的心里蕴藏着一种热情之火。”刘白羽说，“他像无意中闲谈一样，跟我谈起文化生活出版社要出版一本我的小说集，征求我的同意。我当然高兴，但又有点着急地说，我连一篇剪稿也没有带来。他这时取出一个纸包说：‘已经给你编好了。’我打开一看，这是这一年之内我发表的六篇小说，已经剪贴得整整齐齐。巴金对一个青年作者亲自扶持的深情与厚爱，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是的，“永远不能忘记”！忘记就意味着背叛！生生死死一路走来，有过多少往事多少朋友，让刘白羽几十年如一日铭记于心：小时候给他“讲了很多书”的佣人老王，他不能忘记——那是他的“第一个师傅”，他的“关于稗官野史的众多知识大半是从他那里得来的”；丰泰隆商号那个年老的厨师，他不能忘记——那是冷漠世界中的一张慈祥面孔，曾在他挨饿之时，为他偷偷留下“一碗温热的菜和一盘馒头”；那两眼凝注着和蔼深情的K同学，他不能忘记——是他让他记住了“社会”、“人生”、“压迫”、“自由”几个当时说来“既新鲜又有光彩又有魅力”的单词，并在他的心底埋下了《国际歌》这粒不熄的火种；东安市场内十字路口南第一家书摊的主人，他不能忘记——他不仅为他提供了《小说月报》等新文学期刊，还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悄悄塞给他一本真正开启他心灵之门的《毁灭》……还有保存了好几张他手绘彩色地图的地理老师、教他学唱“夕阳红到无边”的音乐老师、给他讲哥白尼让他第一次对地球有了理性认识的物理老师，指导他一口气读完了十几本契诃夫小说的图书馆老师……他一个都不能忘记，一个都不敢忘记，一个都不曾忘记！他为忘不了的无名窑工们写了《黑》，为忘不了的在孙殿英部队惨遭杀害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写了《病》……还有《冰天》《没有春天的地方》《草原上》《草纸厂》等等，都是为了那些不能忘却的纪念而写的。将这些短篇合成一本的人是巴金，为他发表第一篇小说的人是靳以——是靳以 “第一个”把他“引入文坛”，又是靳以约他到上海，介绍他认识了巴金、黎烈文、赵家壁、芦焚、王统照、叶圣陶、张天翼、吴组缃……刘白羽为之立誓：“1936年3月《冰天》在《文学》发表，给我点燃了新的希望。我决心不论在什么情形下，都要沿着文学的道路走下去。”

　　“在东京和您畅谈，我讲到我走了一条错误的路，就是过去几十年间，我花了很多精力做行政工作，而没能专心致志的写作，这是发自内心的话，也是今后行动的决心。”

　　的确，自从走入革命队伍，除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记者”和“新华社总社军事特派记者”两段经历外，刘白羽就一直工作在行政岗位上，先后担任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党支部书记，重庆《新华日报》副刊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作协副主席、作协党组书记兼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务。诚如他在《心灵的历程》中所言：“从延安整风以后，我可以说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革命的需要不是让我写小说，我也绝没有为了个人的爱好和欲望而侵占工作的时间……”“我不再拈着一支笔，游离于革命之外，而成为一个党的工作者，任凭党的驱使，随着革命的波澜，而曲折，而前进。”

　　当然，这一切都是组织安排而非个人意愿；如果能由刘白羽自行选择的话，相信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那些让许多人梦寐思服求之不得的“官职”，而把自己安置在革命斗争的最前沿阵地上——这不是妄自猜度，而是刘白羽已经无数次做出的真实决断：1938年春天他初到延安，就当面请求毛主席派他“到敌后去打游击”；1938年年底他刚刚入党，就向组织打报告申请“到火线上去参加战斗”；1945年12月，中共南方局调他去北平工作，他对派来与他谈话的同志说：“我不去……要去，不如让我回解放区去作战。”1946年10月，内战在即，周副主席命令他即速撤离上海，或香港或解放区两条去路任选其一。他的回答是：“请允许我回解放区去参加战争吧！和日本人打了8年，和称霸全球的美国人我准备打16年！”——不是刘白羽天性好战，“而是为了正义必须消灭邪恶”。因为“在战争中，日日夜夜承受着火线考验，自私怯懦成了最卑贱的名词，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字眼”，所以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到火线上去参加战斗”，他认为“这是履行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惟其如此，他才在解放战争打得最困难的1947年春天，坚决拒绝了东北局让他留下来主持文艺界工作的决定，义无反顾地走上前线。他赞赏自己的这个选择，庆幸自己在做出这种选择时所表现出的“足够的明智与果断”，他为之不无自豪地宣称：“正因为我把哈尔滨的安宁与舒适抛给了别人，赴汤蹈火、奋勇向前，我得到了一生一世回想起来毫无愧色的幸福。”

　　上述经历，刘白羽都写进了《心灵的历程》中。他说：“战火弥天，血流遍地，千千万万人前赴后继，以身殉国，不就是为了我们能保存一个卓然自主、永远巍然的华夏民族吗？”所以，“永远应该到前面去！一个创造者的位置在那里！”——这是刘白羽的信条也是他的使命，他以此自律，也以此自强自傲。解放沈阳，他是最早进入沈阳的；解放北平，他是先期进入北平的；解放武汉，他冲到江边时，长江上敌人炸毁的轮船还在喷火……然而，当战争结束和平到来，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之后，同样的信条同样的使命，却让他铸成了一生追悔莫及的错误——1957年“反右”运动中，已经走上领导岗位的刘白羽习惯性地站到“前面”，结果整错了别人也坑害了自己，从此他长期陷入鞭挞灵魂拷问良心的自我折磨中。他一生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正大浩然光明磊落，惟有这一点是他心中永远抚不平的创痛！他信中所谓走了“错路”的“过去几十年”，应该就是从这里开始算起的。

　　在东京与巴金畅谈时，刘白羽已是68岁的老人，数月前刚刚离开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部长”职位。头上的“官帽”摘掉了，肩上却还压着一大笔沉重的良心债。他知道，在我们的人民军队中，他是惟一一个亲历过抗日、解放、抗美援朝三大战争的作家，所以他有责任有义务把战争中敌人的凶残、战士的忠勇、人民的无私无畏都写出来，否则他就愧对英烈，愧对祖国和人民。他说过，“反正火药与战尘是不会白白从我们心上吹过去的，阶级兄弟的生命又怎能不在我们心灵中投下种子？”特别是解放战争，从一开始他就以新华社军事记者的身份加入第四野战军，跟随着这支英雄的部队，从松花江边一直打到长江北岸。他熟悉司令部的每一个首脑，尤其与参谋长刘亚楼过从密切，刘亚楼一直鼓励他写出一部能全面反映东北解放战争的文学作品来。后来他的全部战地日记毁于战火，刘亚楼听说后跺着脚连连叹气：“这损失太大了！这损失太大了！整个东北战争，只有刘白羽有这样一部上到总部下至连队的日记呀！”为了弥补刘白羽的无妄之灾，刘亚楼把自己珍藏的一大包材料给了他，里面包括东北各个战役的作战报告，还有标着红蓝两色箭头的作战地图。可是，这包材料又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对刘白羽来说这是天大的损失。后来他在《心灵的历程中》写道：“刘亚楼死了，我欠他的这笔债终于没有还。两次灾劫使我心灰意冷，再加以行政工作占去了全部时间，我终于没能写出反映东北战争的长篇小说，只能在这部《心灵的历程》中做些衷心的回忆。想起当年征尘仆仆，笑语纵横，现在我心里是既夹杂着欢乐也夹杂着哀愁！”

　　“过去一年，我写了一部廿四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海》，现正酝酿一部长篇小说，拟秋冬间动手。”

　　1983年，刘白羽被批准“离职休养”。欢送会上，他当众发誓：“我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了，我要在文学创作方面冲上去！”军中无戏言，他说到便做到：两年后的1985年，他拿出了27万字的《大海》，献给抗日战争；再两年后的1987年，他出版了28万字的《第二个太阳》，献给解放战争；1996年，他完成了85万字的《风风雨雨太平洋》，献给抗美援朝战争；除此之外，还有1993年5月23日在301医院病房里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心灵的历程》，那是一部用血泪与生命书写的长达90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13年，4本书，230万字——对于一段从67岁迈向80岁的生命历程来说，这是一个奇迹，是一位老革命战士、一位老共产党员创造的奇迹。个中真味，岂是曹孟德一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所能了得！

　　读一读《心灵的历程》吧！哪怕只是匆匆浏览一遍，也就一定会知道，这样的书，除了刘白羽，当今是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写出来的！且不说内容，单是作者倾注其中的那种熊熊燃烧的激情，就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有的——它需要对信仰的忠贞，对理想的执著，对真理的崇拜，对献身的向往；需要灵魂的高贵，情感的圣洁，品格的严正，心性的澄明，否则便不可能具有那种感天地泣鬼神的精神力量。只可惜时过境迁，物非人亦非。刘白羽这种碧血丹心式的诗性表达，在新时期的读者眼中或许只是一则红色神话而不予亲近，在评论家的笔下则一度被授以“五老峰”的冠冕然后敬而远之。好在这种结果早在作者意料之中，他曾经亲口告诉笔者：“创世纪”时代的波澜壮阔雄奇伟大，非亲见亲历者是难以想象因而难以相信的。“正因为如此，我就更要把我所经见的原原本本写出来——我是记者，这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相信共和国宏伟大厦的那些奠基者们，历史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心灵的历程》问世之时，前苏联早已解体，地球上的社会主义阵营也早已不复存在，但刘白羽却丝毫不为所动，他像当年李大钊在绞刑架下预言“试看将来寰球必是赤旗世界”一样挥笔写道：“这是一个伟大而壮丽的时代，它，也许需要许多年，但历史的辩证法是决不会被摧毁的。……《国际歌》声在整个地球上不但不会消失，还会更加豪壮。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谁想用幻想来代替科学，那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对这个气贯长虹的论断，笔者无意探讨其正确与否，只为持论者不屈的共产主义信仰而唏嘘感佩——当人们纷纷转身离去时，这种顽强的坚守是何等的崇高而悲壮！

　　在《心灵的历程》中，刘白羽写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淞沪事变”、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延安整风、延安大生产运动、重庆谈判、北平“军调”、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开国大典等重大历史事件，涉及的人物有数百个之多。经过几十年岁月的冲刷淘洗，这些人物在他的心中他的笔下依然声情并茂栩栩如生。从他们身上，不仅可以看出刘白羽大恨大爱重情重义的品格，还可以看到他摩天接地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他去华北敌后，是毛主席亲笔写了致“八路军各级将领”的介绍信；他去东北战场，是周副主席夜半送他“出征”；朱总司令向他谈过自己的经历；贺龙举着一只烟斗在地图上为他规划过行程；他曾经同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共乘一列战车；曾经同林伯渠、王若飞、何其芳一起拜谒轩辕陵；吕正操专门调火车头送他奔赴前线；洪学智特派一队骑兵护送他“追赶”战争。在雾都，郭沫若为他的《环行东北》举行别具一格的家庭“首发式”；在上海，他拜访叶圣陶、傅彬然，相交郑振铎、戴爱莲、袁雪芬……与贺绿汀同宿一铺土炕上，他眼看着他一夜谱出了《游击队之歌》；同冼星海共睡一个屋檐下，他知道他怎样创作出《黄河大合唱》。抗战胜利了，他到北平“军调处”向叶剑英报到；平津战役中，他随陶铸进城秘密会见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这些事中的这些人，哪一个不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哪一个不是炎黄子孙的脊梁？他们是理想的化身，他们是人类的希望。也许正是因为刘白羽长期生活在这些人中间，在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环境中充分地感受着这种精神的力量，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才厉久弥坚，与其生命同在！

　　作为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刘白羽的个人词典中不存在“私有”二字，他认为他的一切都属于党，属于国家，属于人民。所以，当感觉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时，他亲笔写下了一份《遗嘱》。他写道：“我的遗物是永恒不死的，我将我的手稿，我写的书，我编的书，我写作的桌椅及文具，我获得的奖章、奖状，我保存的各种艺术品、字、画，我所有的照片，以及我最爱的书，都全部集中交给国家——中国现代文学馆。”他的子女忠实地执行了他的遗嘱——他是“裸捐”，没有给子女留下一点。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他建立了“刘白羽文库”，文库中除了大批的珍贵字画之外，还有很多跟随他浴血浴火南征北战幸存下来的珍贵手稿如《火光在前》——当然，《大海》《第二个太阳》《心灵的历程》等也在其中。如今，每当翻检文库，睹物思人，就仿佛听到冥冥之中他在述说，声音沉稳而坚定：

　　“我觉察到我的人生的河流在慢慢地、慢慢地流入大海。但我十分欣慰。我流入的大海就是我信仰的大海。我流入的大海就是共产主义的大海。我流入的大海就是红色的大海。”

　　于是，更加相信他写在遗嘱中的话：“人死了，心灵会继续活下来，活在他的创造与事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