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诗与生命融合在一起的诗人

　　我非常欣赏安琪，她是一个真正热爱诗歌的人，是把自己的生命和诗歌融合在一起的人。这样的人并不是太多，她是为诗而活着的。安琪说过：当我死了，诗是我的尸体。她还说，除了诗，没有什么是我想留下的，把我全部的诗歌按着时间线索串在一起就能展现出我出生至今的面貌、我的欢乐和仇恨。这一点印证了她的先生吴子林所说，她的诗完全是生命的吟唱。安琪爱诗，她不仅自己勤奋地写诗，而且主编了《中间代诗全集》那么厚重的一套书，她不是为自己，而是想为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在诗坛存照，她的眼界是非同一般的。

　　安琪的诗歌与众不同，我认为这与她家乡漳州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漳州濒临海洋，古代是比较荒僻的，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而逐步繁荣起来，当地的海洋文化、客家文化对安琪影响深远。安琪诗歌中有着一种狂野的东西，这一点和漳州的地域文化是分不开的，北京的胡同文化就产生不了安琪。就诗歌写作的背景与氛围而言，对安琪早期诗歌影响比较大的应当是漳州的新死亡诗群。新死亡诗群的出现时间，恰恰是安琪刚跨入诗坛的时候，这一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是福建的女诗人，安琪的早期诗歌却没有走舒婷、叶玉琳那样温婉的女性抒情的道路。至今我们对新死亡诗群的研究还不够，这个诗群成员对诗是非常执著的，他们强调神话思维或者野性思维，强调写潜意识，力图打掉任何的束缚。安琪为什么多次写到死亡，甚至把死亡作为一首诗歌的中心词？我觉得跟这个诗群有关联。安琪不同于一般人写死亡，她对死亡是有着独特理解的，她认为人逼近死亡的时候，能够反过来产生一种对人生、对生命的新的领悟。另外，新死亡诗群还热衷于语言实验。上世纪80年代以“非非”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曾在诗歌中进行过大量的语言实验，90年代以来更多的诗人则趋向口语写作。但新死亡诗群在90年代以后仍然坚持语言实验，安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她的诗歌写作的，并成为这个诗群的代表诗人之一。安琪早期诗歌的特征反映了新死亡诗群的影响，其局限一定程度也是新死亡诗群的局限。不过，安琪并不想让新死亡诗群限定自己，她有一颗躁动的心灵，当她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和诗歌氛围正在成为她展翅高飞的障碍的时候，她就毅然决然地离开漳州了。这是她的聪明，更是她的勇气。安琪的不同寻常，就在于她能够舍弃漳州生活的稳定，远离亲人，孤身来到北京。北京的深厚文化底蕴，北京的博大与包容，使她从新死亡诗派的那种语言执迷中回到了活生生的北京语言现场。而在北京为解决生存问题所经历的种种磨难，所承受的人情冷暖，所体会的人性复杂，则成了她创作的宝贵资源。生活视野的开拓，对生命理解的深化，使她的诗歌发生了蜕变。她突破了新死亡诗群的局限，在当下诗歌的女性写作中走出了一条新路。安琪来北京以后的诗歌不能简单归结为口语写作，安琪的诗歌吸收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口语写作强调的那种贴肉感，那种逼真的生命感受，同时一定程度上依然保留了早期的野性思维和试图突破语言限制的自由与大胆。安琪这些年的新作有现实感，却不是匍匐在大地上的，而是在词语世界中构建了一个想象的王国。特别是，经过20年在诗坛的摸爬滚打，体验到从漳州到北京的巨大反差，安琪对诗有了新的理解，对生命有了新的体悟，对生活看得更透了，因此她的诗歌就流露出某种禅意，一种智慧的语言就在她的诗歌中闪现了，这一点在她早期诗歌中是不明显的。

　　在诗歌的道路上艰难求索，由漳州10年到北京10年，安琪在今天的诗坛终于有了属于她的重要位置。我看好今日之安琪，我更看好安琪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