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流浪者

　　小说写得成功与否，主要不是考量它们的谋篇布局，也不是探察其思想主题，而是观照它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否独一无二，即难以取代的独创人物，这是判断作家创构的小说是否达到创新趋优的根本标准。

　　最近翻阅《当代》，发现修白的中篇小说《空洞的房子》这个题目颇有寓意，我一口气读完，深感这是一篇朴实无华而诗意浓郁的小说。小说塑造了两个栩栩如生的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现代流浪者的形象，并且走进其生活深处，感受他们的生命律动，发掘他们低级而可怜的生存欲求及其屡屡受挫的社会根源，从而触及当下城乡一体化或城市现代化等一些时代课题。

　　“老五已经是三十出头的人，没有房子，娶不上媳妇。不甘心就这样过一辈子。”这道出了老五在农村的生存现状。老五企图游离于现行社会秩序或社会规约之外，靠自己的“一身力气”闯进城市。作者遵循老五的性格逻辑与流浪轨迹来刻画他，既真实地描述了老五的行踪，又深切剖析了老五的心灵，塑造了老五这个独特的血肉丰满的流浪汉形象，并从动态描写中展示出老五生存欲求或实现或落空所形成的生命四部曲：第一部曲是拐女人逃往南京。然而现代化大都市并不是他这个乡巴佬的栖息地，城市没有敞开怀抱欢迎他们，而是层层设防阻挡其进入，老五的嫡亲大哥一家早已在南京升官发财，是城市的新贵阶层。然而大嫂宁肯“两间房子空着”也不给老五住。第二部曲是在南京拉黑车谋生存。第三部曲是丢媳妇与抢媳妇。第四部曲是以肾脏换取“两间房子”。这是老五与大哥一家的博弈，或被城市接纳或被城市吃掉或被城市驱逐。作家以匠心独运的艺术构思，精练地谱写了主人公老五从乡村到城市为实现生存欲望而漂泊流浪的生命四部曲，真切地塑造出血肉丰满的流浪汉形象，彰显了这篇小说的美学价值。

　　没有类似人物形象的比较，不易认清老五形象的独特美学价值。现代中国文学史不乏人力车夫的形象，尤其是老舍于1936年创作的《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老五与祥子都是以拉车谋生苟活，从这两个人力车夫形象的趋同性与差异性中，能窥测出现代中国文学的继承性、超越性及其独特性与创新性。从趋同性来看，无论生存于上世纪30年代的祥子或者生存于21世纪初的老五，都是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农民，他们厚道、诚实、善良、勤奋、身板硬、有力气。这两个形象都缺乏明确的现代理性意识，都是认知上的文盲；究竟现代城市迎接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各自人生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以差异性察之，老舍写出了祥子从拉车谋生到自甘堕落的生命全过程，无论他的思想意识或婚姻理想都没有出离农业社会规范的传统轨道，很难从他的一生中发现城市人所追求的现代性的生存境遇与情感亮色，祥子的悲剧是社会使然和性格使然，故而祥子是被社会吃掉的也是被自己吃掉的。

　　而修白笔下的老五是现代城市的拉车夫，自己花钱买的三轮车，不用像祥子那样给“人和车厂”刘四爷拉车而受剥削。故而他不可能堕落为“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不同于祥子的理想，进了北京城仅仅靠强壮的体力拼出一辆车，将来阔起来能像刘四爷那样。老五是力求凭借自己的力气与智慧多挣钱而过上“神仙一样的日子”，这在当下提倡“勤劳致富”的现代社会是可能实现的。所以老五的命运没有堕落的思想根源又没有导致人生悲剧的社会根源；尽管两者都是凭自己的力气在城市拉车，然而最后的生命结局却大相径庭，这是时代导致的也是作家不同的美学理想导致的。

　　老舍刻画的祥子与修白叙写的老五的人性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女性的态度上。祥子能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艺术形象，与虎妞这个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密切相关，即祥子的人性密码借助虎妞的形象方可破译；那么老五这个形象刻画得有深度有特色，也重在作家把他与桃子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有些研究者认为，造成祥子悲剧命运的主因是与虎妞结婚，虎妞是个地道的吸人精血的魔鬼。这是站在男权立场对虎妞形象的误读，即不是从人性的角度入手，立于人道主义原则来真实地刻画祥子与虎妞的两性关系。

　　老五对待桃子的态度则完全不同。时代不同，创作主体意识有别，老五的性爱意识具有现代化取向。对两性关系的处理则遵守尊重女权、坚持人道的原则。他从性欲释放所流露出的潜意识或两性相悦的关系所表现出的情感倾向来看，老五爱惜并护佑他们的关系。从比较中可看出祥子与老五是产生于不同时代的以人力车夫为业的艺术形象，其性格内涵的异同则显现出强烈的审美意识与深刻的认知价值。

　　桃子是个被侮辱被损害被奴役的流浪女。她的命运极其悲惨，完全丧失了感受，似乎连做一个女人喜怒哀乐的感觉也没有，只要有肉吃、有房住、有人睡，给谁当老婆都可以，这是何等的悲哀！她的“脑瓜有点木愣”，并不呆傻，既然如此，何以变成一个麻木不醒毫无觉悟的木偶？对桃子的“肉”的描写充盈丰实，从人性来看是自身灵肉分裂导致的悲剧。作家敏锐地发问，桃子“倘若丧失了性的能力，她该怎样生存”？小说着重从“肉”体上刻画桃子的形象，入木三分，深切感人。

　　桃子在现代中国文学女性谱系中可以与柔石1930年创作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塑造的春宝娘的形象相比照。桃子是买卖婚姻的牺牲品，春宝娘是典妻制度的牺牲品，她俩的性格内涵与生存命运以及生命归宿又有着明显差异，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这也决定着她们在文学史上的美学意义与思想价值是有区分的。

　　修白在小说世界里塑造了两个各具特色的现代社会下层流浪者的形象，其美学价值值得肯定，这两个形象并非作家凭空臆造的，而是从“社会关系总和”与特定社会生态发现并想象出来的。即使作家淡化了鲜明的社会背景与特定的生存语境，读者也可以从艺术形象的性格内涵及其与相关人物关系中窥探出文本的思想意蕴与社会意义，这也是小说反映或再现社会人生的深度与广度所在。鲁迅曾说，中国人的人性中最缺乏的是“诚”与“爱”。由此可启示读者认识到，城市现代化或城乡一体化最重要的莫过于人的现代化，老五与桃子这样的草根即使获得城市人的身份，也不可能使老五获得主体意识，使桃子彻底摆脱任人宰割的奴隶地位。修白有敢于正视现实的良知和勇于直面社会不公的胆识，并能设身处地走进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灵深处，以饱蘸“诚”与“爱”的求真写实的笔触谱出其生存欲望曲，以至真至善给人以深沉诚挚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