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家人的心路历程

　　佛教进入中国已有近两千年，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尽管我们与出家的僧人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但我们对出家人生活状况的了解几乎是空白的。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书中描绘的出家人生活时，心中真的惊叹不已：噢，僧人们的生活竟是这样的！

　　在《九华山的寂静》一文中，作者写到一老一少两个和尚。“老和尚叫云林，是九华山的老修行；小和尚就是我，刚剃掉头发，算是个小沙弥。老修行整天不知在忙些什么，凌晨三点就起来，将钟磬鼓钹弄得叮叮咣咣；小沙弥用被子蒙了头，梦里还抱怨：夜半钟声到客‘床’。白日里，老修行在菜园里劳动，小沙弥也要去，老修行不让，老修行要小沙弥背功课。小沙弥拿了《课诵》，往草丛中一躺，将《课诵》扔得老远，仰面看天，天是那样的蓝。”寥寥几笔，把一个老和尚的生活起居和一个刚出家的小和尚的生活状态写得活灵活现。

　　按我们常人的理解，出家人就是离家修行，对亲人是拒而远之，绝不相认的。可作者却有着我们常人不能理解的经历。

　　“空门中人将母亲叫做‘亲师父’，我不习惯这么叫，母亲终究是母亲。延寿堂被拆后，母亲没了住处，那时，我在佛学院念书，母亲却住进了衹园寺的塔院……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我总会去塔院陪母亲一块儿过。没有住处，我就在沙弥、优婆塞两塔之间支撑起一个平台，算作床，于是，我有了自己的一方小天地。”

　　作者的出家是不是与他母亲的出家有关，我不得而知，但从这段文字描述中，我第一次窥见了出家的母亲与出家的儿子竟是这样一种生活。作者不习惯空门中对母亲的称谓，更不习惯近在咫尺却互不相认，所以才有了作者在露天的塔院搭了“平台”当床、住在母亲身边的经历。而一心向佛的母亲似乎亲情也未泯灭，但却严格恪守着佛门戒规。她允许儿子来，但却不能住进她的草屋，只能住在露天的祖师坟地里；她担心儿子害怕，在黑幽幽的夜里为儿子点亮蜡烛，却没有一个母亲对儿子说的话：“有妈在，孩子，安心睡吧！”这让人心里不由得涌起一种别样的滋味。

　　作者笔下的出家人生活都是闻所未闻的。九华山一山之主的仁德大师病得卧床不起，也要坚持盘着双腿；清贫的师公，一缸发臭的咸萝卜也要节省着吃，结果被小沙弥偷偷倒掉了；还有保存下肉身的大兴菩萨，生前整日疯疯癫癫的生活，但他的一句禅语却让人难忘：“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

　　读着作者的散文，我们了解得最多的还是出家人的心路历程。作者曾经坐在甘露寺后山的“定心石”上，有过疑惑：“坐在定心石上，心未必真定，纷杂的思绪随同林间的风儿飘浮游弋——出家了为什么还要学做人？学做人为什么偏念那本难念的经？什么时候，方能修炼到定心石般如如不动呢？”

　　在随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日本时，或许是触景生情，作者深深地为中国佛教的现状担忧：“眼下，国内佛教的发展日益隆盛，建庙造像，一派繁荣，可那只是一场寺院经济的竞争，而大乘济世情怀却在繁重而空洞的琐事中丧失殆尽。人们对生命与自然的认识似乎太实在，经济的膨胀导致了精神的圮废……中国的佛教，你的明天究竟在哪里？”

　　作者也曾在西安大雁塔下，面对古人，从心底涌起感慨：“在历史与现实的深处，我总觉得我们生活得不那么坦荡，在我们沉重的心里，似乎负载着某种不堪负载的沉痛。”“我们没能明心见性，我们最终在一种‘围城’心理的驱使下失去了自身的光环，使生命与信仰趋向黯淡。”

　　当作者手捧师公的骨灰返回九华山时，他得到了这样的感悟：“小时候，我喜欢猫和狗，也幻想着自己成仙或成神，可长大后，我觉得自己更喜欢的是人。我以为剃掉了头发，换上那套宽大的缁衣就低人一等，或高人一等。十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出家人，也是人。”

　　作者这些思索和感悟是何等的真诚，字里行间都能令人感受到他发自肺腑的真情在流露。他从1990年出家，从1998年开始写作，十几年来，他笔下写的都是出家修行过程中的亲历、亲闻、所感、所悟。用他自己在序言里的话说：“有读者说我的文章里的情太重，无益于修行解脱。听了这话让我很难过，我是个出家人，无情一身轻，我也明白这样的道理。同时，我又欣喜，我以为我写出了我的感受，我不能说这样的感受是我人生的终极，但它毕竟是我在修行道上的一段历程。再过多少年，我或许会万缘放下，彻底冲破文字的桎梏。当然，也许我什么都放不下，我终究被‘情’所困。”

　　作者如此波澜跌宕的心路历程震撼着我的心，让我不时联想到今天社会的浮躁与喧嚣。应该说，出家人那种精进向上的精神状态和助人向善的品德修养，对于当下的道德构建是有助益的。正因为如此，散文集《转眼看世间》，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转眼看世间》，藏学法师著，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