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百句》：化奥博为浅近 以平易见幽深

　　我与杨士忠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他刚由一所院校的文艺理论教师调到一家报社主政副刊事宜，我则由一个综合性文学刊物调到理论批评刊物做编辑。同在一市，又是同好兼同行，交往自然也就多了起来。渐渐地，我们发现，不惟行当、趣味相通，视事衡人，立身处世的信条、操守也十分投契。没有多久，我们就成了可推心置腹、倾心交谈的至交密友。他夙性平易、谦和。待人诚恳而不计得失。同时，他胸有泾渭，是非善恶，也绝不昧心苟且。他们的副刊视野开阔，在80年代后期，与我们《批评家》联袂、互补，共同呼应全国文学热潮，推介省内时彦新秀，具呈一时之盛。及至《批评家》90年代初停刊，他由副刊部升任报社副总编辑，依然负责文学艺术方面的编务。理论批评的文章就多由他们的报纸面世了。他倾全副心身于职责，其辛苦、敬业让人们钦敬之余也不免惋惜。为编务所累，他的学识、理论功底很难化为大块文章了。直至退休，他得以心神虚静，著述一发而不可收。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出版了《艺术过程论》《艺术问题》《文艺论丛》《澄怀集》等著作。不久，又开始了《文心百句》(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写作。如今，书稿行将付梓，我把读一过，著者的用心、视角、功力让我由衷感佩。

　　《文心雕龙》自问世以来，迄今已有1500多年。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有“文苑之学，寡二少双”之誉(谭献《复堂日记》)。鲁迅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雕龙》，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日本一些汉学家甚至认为《文心雕龙》规模宏大，系统、详备，胜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文心雕龙》在世界文论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传播代不乏人。而在上世纪末叶的20年中，《文心雕龙》研究空前繁荣，据张少康等一些研究者统计“在20世纪3000多种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和著作中有三分之二是这个时期出现的”。不过，这些研究著述的影响、传播大都局限于文学、美学界甚至仅在“龙学”圈子内。作为国学要籍，如何能使她在读者中广泛传播、诵习就还是个有待探讨、解决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文心百句》，应该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有益的尝试、探索。就我所知，一些大陆和台湾学者也有专就《文心雕龙》词句或术语阐释的著述。不过，这些著作的价值、意义大抵是在解读工具或学理爬梳方面，并非措意于《文心雕龙》的推介、传播。或许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文心百句》著者觉得“要想让广大读者了解，除了简明通俗外，还需要一个适宜的角度。”于是，著者从《文心雕龙》50篇中拈出一些足以提挈要领、精辟而便于记诵的对偶妙句为题，题目既保持了《文心雕龙》骈文的神韵，其释义则深入浅出，洞幽烛微。同时“以句带篇，因句及书”。既发掘佳句自身的幽微意蕴，又能联系全篇大意，从而把《文心雕龙》的精妙处了了明白地和盘托出。可以说，化奥博为浅近，以平易见幽深是《文心百句》之所长。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其实是需要学养、很见功力的。在我熟悉的朋友中，就行当说，或写、或编、或教，各擅胜场者不乏其人。但在这些行当、领域都卓有成效，集教书、著述、编辑于一身的杨士忠是为数不多的一位。事实上，30多年前，他作为一所院校的文艺理论教员，就专门给学生讲过《文心雕龙》，一些重要篇目是要学生背诵的，所以，许多篇目杨士忠早已烂熟于心。如今厚积薄发，写来自然就能触类旁通，驱遣自如。不仅能轻松化解艰深奥义，而且常常能结合现实，涉笔成趣，许多地方给人启悟的同时，也让人会心一笑。

　　《文心雕龙》不仅仅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它同时又是一部文化史著作。我国从上古一直到齐梁时期的文化典籍，经、史、子、集都在它的论述之中，说它是国学宝典并不过分。如今，“龙学”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显学。它已经有英、日、韩、德、法、俄、意大利、西班牙文的全译本或部分篇章的译文。在我们庆幸她走向世界的时候，我想，作为国学宝典，她更应该首先走向国人、民众。《文心百句》的价值和意义或许就在于此——尝试开创《文心雕龙》走向广大读者的一种样式、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