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阐释与文学史解读

　　姜振昌的著作《经典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是一部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的力作。

　　姜振昌独辟蹊径地从哲学的层面和广泛的历史联系中、特别是从经历了曲折甚至劫难而又重谋振兴的中华民族生存史的大文化背景上对鲁迅与中国20世纪文学的关系进行透视，得出的结论是相当深邃和富于启迪性的。例如，鲁迅与党的关系历来是中国新文学研究中绕不开的话题，也是把握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的焦点和常常纠缠不清的问题，书中的《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认为，鲁迅是一位独立性很强的文化人士，他终于能在20世纪30年代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特别是阶级学说和为劳苦大众鸣不平的人间情怀深深地刺激了他，使他心悦诚服地修正了自己的思想偏颇。其次，在立意争取民主抗击国民党专制主义的现实基点上，鲁迅与共产党人同样取得了一致性；而鲁迅的存在则给在逆境中艰难跋涉的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新文化的光源，深入到了文学史现象的精神和内核中去，令人首肯。全书用力最大的，还是对鲁迅杂文及鲁迅与杂文史的关系的读解。其中《在整和和分化中嬗变发展》《时代的杂文意识和杂文的时代意识》《杂文家的窘迫和失重》《议论的“曲张力”与鲁迅杂感文体的艺术特征》《“鲁迅风”与“新基调”》等文章都把“史实”与“史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同样显示出其深入独到的学术思路和价值取向。它们不仅把中国现代杂文发展的历史脉络，包括思潮、流派和文体的来龙去脉清晰地梳理出来，突破了以往中国文学史著述中某些单调、平板、封闭的思维定势，而且对杂文现象发生、发展、消长的规律以及此间出现的诸多重大问题如“鲁迅风”的特点、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时代杂文意识”、“艺术本质”蕴含、“新基调”的误区等都作出了深层的理论概括。

　　无论是对于鲁迅历史小说杂文化的认识，还是对臧克家散文艺术个性的把握；不管是对郭沫若纪游文学感乱伤时、透发心声的感喟，抑或对聂绀弩杂文苦难中生命独语的凄然，无不体现了作者的动态的美学观。作者将鲁迅放在宽广的历史背景中去感受、理解，与人、文、世、情紧密相联，这种研究方式给人的启发是：文学已不是单纯的语言形式问题，它既是心灵的生成史，也是社会的发展史。

　　另外，作者还着意突出新文学的现场感，从详尽的史料中去感受被尘封了的人情事理和时代脉动。如《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据以大量史料，对有关“三个闲暇”的公案详加甄别，如老吏断案，环环相扣，了却了一场笔墨官司。作者认为，“鲁迅对创造社的抨击，通常都很辛辣犀利，但对成仿吾的这番指摘，他却根本无力辩解和反驳”，反而“严厉批评了后期《语丝》的不谈时事，并因之宣告了自己与语丝派的决裂”，这等于间接承认了“成仿吾的基本立论是正确的”。作者进而断定，鲁迅在“荷戟独彷徨”的困境中，其虚无与黑暗的心理感受，这时已发展到极致。另一方面，鲁迅也在不断否定自我中实现着思想的聚变与超越。因此在作者的悉心体会与认真推敲中，我们得以重返1927年的文学现场，感受到一段生动曲折的心路历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仅关注历史现场，更关注文学的“现在进行时”。例如，《武侠小说的文化特征》看似泛泛的文化批判，但其锋芒所向几乎都是与当前的文化现代化建设息息相关。文章分“虚拟江湖与戏说历史”、“愚忠与武侠的亡命精神”、“义气之毒甚于鸩酒”几部分，单看小题目，就已显示出其高屋建瓴的气势、文学史研究的现实感和针砭时弊的批判力度。而其行文更是紧紧贴近时代，把史学研究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紧紧结合在一起，其文化建设的启迪性意义是十分深刻的。其他文章诸如《历史小说“杂文化”》《五四传统与中国新时期文学》《传统向现代的美学嬗变》等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为作者在历史/当下、文明批评/社会批评的双重视角之上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史观和文学批评观，因而对那些人文精神低下的琐碎的私语、自恋的梦呓、历史叙事中的虚妄、“官民一致”的骑墙派等，都展开了深入的论析和不留情面的批判。但这决不是感情用事和随心所欲的，也不是简单地表面地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而是注重从凝动形态的材料中发现问题，洞见规律性的思想，由现象引出哲学结论，达到思维的超越。因之，姜振昌教授的论著每每都有苦嚼苦吟的蕴藉与深沉，并在缜密的思辨中显示出逻辑的力量和理论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