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术家的艺术调整

孤灯一盏伴愁眠

　　王新伦的中国人物画创作是丰富多样的，既有回忆过去的创作，也有直面现实的作品。在这些丰富多样的艺术创作中，那些仕女画、那些以清末民初女性为描绘对象的人物画，虽然是王新伦在艺术探索中的情感梦，也比较受到当下艺术市场的青睐，但画家却在当下时代洪流中认识到这种纤细而唯美的画风很难适应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自觉地转向雄浑而大气的画风，倾心创作那些直面现实的艺术作品，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成就。

　　在这种艺术调整中，王新伦较好地把握了个体与群体、中国与世界、传统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一些艺术家在美学要求和社会要求的矛盾、文人趣味和民众趣味的冲突中容易走极端，而不能辩证地把握这些矛盾和冲突。在中国艺术发展史上，中国画在文人手里往往不过是把玩和养性的寄兴之物。这种文人趣味虽然不可完全否定，但却不能泛滥。王新伦虽没有完全摒弃这种文人趣味，但却自觉地超越自我世界，不但认识到自己不过是社会和时代的公民，而且把自己的追求同社会的追求融为一体。在《万丈高楼平地起》《父老乡亲》《春融》《铁路修到我家乡》《瑶乡春色》等画作中，王新伦不但极力捕捉中国当代社会底层民众的微妙变化，而且努力增强画面的视觉冲击力量。在人物选择上，他以刻画中国当代社会底层民众甚至边缘少数民族为主。在表现方法上，王新伦追求单纯明朗，以粗犷的线条增强画面的厚重感和苍润效果。他还大胆吸收西方油画的一些表现方法，强化中国画线条的表现力，增强造型的塑造力。他在吸收西方油画的一些表现方法时没有汰除那些斧凿痕迹，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文气有余而强悍不足的中国画传统，而且有力地表现了中国当代社会底层芸芸众生渴望发展的强烈冲动，画风因而雄浑而大气。

　　王新伦在艺术创作中着力开掘中国当代社会底层众生积极进取的生存状态，突显他们创造历史的伟力。中国当代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强烈渴望与外面世界的交流，强烈要求丰富和扩展自己的活动世界。这些小人物绝不懦弱保守、固步自封，而是勇敢地迎接外面世界的变化，甚至主动寻找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这种难以遏制的发展自我的冲动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其实，他们就在创造着中国当代历史。在画作《万丈高楼平地起》中，那些勤劳善良的中国建筑工人虽然较少享受中国当代社会现代化的成果，但他们却仍然无怨无悔地劳动着、创造着。甚至有些建筑工人尽管不属于现代城市，却仍以他们的汗水和热血，以他们青春的肩膀，抬升了城市的高度，成就了城市的伟岸。从他们满面春风的笑脸上，从他们坚实的步伐中，不难看到中国当代社会的美好未来。这些推动中国当代历史前进的建筑工人可以说是这个社会当之无愧的脊梁。在画作《父老乡亲》中，那些父老乡亲虽有迷惘，但神情却是坚毅的，正如米开朗基罗所雕刻的《被绑的奴隶》虽然被绑，但却是不屈服的。那些凝视远方的父老乡亲没有自怨自艾，而是蕴蓄着力量，准备远行。在画作《春融》中，禁锢多年的中国人民的心灵解放了。母亲那抑制不住的喜悦，那充满信心地对远方的眺望，已与画家罗中立的油画《父亲》很不相同。如果说父亲的喜悦是中国人民解决温饱后喷发的，那么，母亲的喜悦则是中国人民精神解放后产生的。在画作《铁路修到我家乡》中，中国少数民族同胞在打开自己的世界时没有惊慌和恐惧，而是兴奋和喜悦的。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当代社会的进步是和自己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他们不但在这种发展中感受到自己切实的进步，而且看到了自己的光明未来，那种喜悦是情不自禁的。从回忆过去到直面现实、从描写身边的工人和父老乡亲，再到关注中国当代社会边缘的基层民众，王新伦没有只盯住极少数人命运的沉浮与变化，而是密切关注中国当代社会底层的绝大多数人的发展和幸福，艺术境界愈来愈开阔。

　　在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关头，王新伦勇立潮头，不是汲汲挖掘中国当代社会一些基层民众的保守自私、固步自封的痼疾，而是着力展现他们主动地与外部世界交流并创造历史的敞亮心胸。尤其是王新伦在艺术创作上不是专注个体的描绘，而是注重群体的表现，这就有力地表现了中国当代社会基层民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当然，画家所表现的这些创造中国当代历史的社会底层人物绝不只是时代的符号或阶层的代表，而是个性鲜明和内心丰富的真实生命存在。这些人物在中国当代社会的进步中没有丝毫的自得和自满，而是渴望交流和发展。他们虽然没有改天换地的伟力，但却有水滴石穿的威力，并丰富和扩张着人类历史的海洋。王新伦在深入生活中时时都被这种积极的生存状态所感动，发现他们既不稍成即安，也非永不餍足，而是在不断进步中充实自己并享受生活的快乐。

　　中华民族的当代历史创造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世界的。那些将中国当代文化当做一个封闭自足体并陶醉其中的人无疑是井底之蛙，必将为人类文明发展所抛弃。在世界当代文化发展的格局中，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就是说，越是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民族文化，越是世界的。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创造不可或缺的文化自觉。王新伦直面沉重现实的艺术创作不仅表现出这种高度的文化自觉，而且适应了中国当代文化自主的创造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