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东方人文与审美精神——写在“神游东方——周韶华艺术大展”之前

         狂澜交响曲                               家 园(之二)

　　历史总是以时光的方式来雕刻它所属意的形象。在中国当代美术的历程中，许多艺术家一如时光雕刀下的碎屑，默然而无助地散去，只有周韶华等少数精英被雕刻成了时代的标志——艺术史书写的残酷性与可敬之处均在于此。前者的离去固然令人扼腕，后者犹如鼎鼐立于庙堂之上的形象却让人倍感温暖。历史似乎只眷顾那些创造历史的人，在周韶华风骨峻烈、气势撼人的作品面前，我们只能发出这样的感叹。的确，30多年来，能以全新艺术思想、探索精神和新画风震撼了文化界，改变了当代中国画格局，建构了中国画新时代坐标的，无出于周韶华之上者。尤为令人欣悦的是，在周韶华身上，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一代宗师所特有的吞吐宇宙、牢笼古今的风范，还常为其难以遏止的创作欲望所动容：年届八十有四，仍表现出年轻人似的虎虎生气，闻鸡起舞，笔耕不辍，佳作迭出，不可止息。每日薄明的微曦中，周韶华满头银发下思索的表情，以及被天光勾勒出的挥笔姿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动人、也最让人感慨的形象。

　　我将此视之为“神游东方——周韶华艺术大展”举办的起点。这个展览自筹划以来，始终伴随着这样的问题，即它举办的理由是什么？换句话说，这些已被公众所熟知的作品为何再度以展览的方式呈现？对此，我的回答很简单：为周韶华这样的大家办展览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就像我们为黄宾虹、林风眠抑或塞尚、贾科梅蒂办展览不需要特定的理由一样。或者，更明了一点说，它和任何时候出版鲁迅作品而不需要作出说明是同理的。然而，反过来讲，一个展览的举办的确有它的基本理由和主题。这样一来，问题就稍显复杂，原因在于，从周韶华的艺术观和绘画成就中，我们可以引申出繁复到令人惊诧的多种理由。为了避免陷入无限释义的窘境，更为了让公众了解本次展览的想法与思路，我们将这次展览的理由归纳为：在国家高速成长所带来的全新时代背景中重读和再估周韶华艺术的历史性贡献，探索周韶华艺术在当下语境中所产生的新的意义维度。

　　所谓新时代背景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元素：全球文化秩序的动荡与重组，世界性的对“东方”价值的再认知与迷恋，市场化浪潮推动下中国美术的成长，以及中国美术前所未有的主体性诉求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时代性的趋势，即无论是西方的主流文化机构，还是中国美术的官民两界，都在急切地寻找、期待能满足“中国当代艺术”想象，代表中国当代艺术高度的观念、形态与人物。那么，究竟有多少艺术家试图为这一时代性课题提供答案，很难估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中国美术界，尤其在中国画领域，还很少有人能像周韶华那样以腹笥宏富的学养、奥义精审的观念、畦径独开的风格以及孤峭卓拔的人格来回应时代的期待与渴望。从这个意义上讲，周韶华是时代之子，本次展览也是时代大趋势召唤的必然结果——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本次展览举办理由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作品的意义是由作品与背景所建立的关系来决定的，而非仅仅来自于作品本身。在新的语境下阅读、重释周韶华的作品，其意义结构陡然变得复杂而多重。在此，我们将遭遇到一系列新的命题，比如，如何在全球化格局中重估周韶华艺术的现代性价值？周韶华的新水墨能否代表中国当代艺术？周韶华在中国美术主体建构中将扮演什么角色？天才的创造能否转换为市场的主体？在周韶华的巨大成就面前，我们应该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当代艺术史？这些课题虽复杂繁颐，却都是本次展览试图加以探索的；同时，我们所选择的观察视角如全球化、中国美术主体建构、市场化以及当代艺术史等是时代所赋予的，因而也是无法回避的。从根本上讲，上述命题与视角并非仅属于周韶华个人，它亦属于中国当代艺术。

　　自新世纪以来，我们一直目睹着旧有文化秩序的崩溃，那个曾支配世界文化格局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正在多极文化意识的觉醒下而趋于解体，东西方地缘政治与文化意识形态的对抗，逐渐让位于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与重建问题。在中国当代艺术进程中，这一巨变越来越清晰地表现为三点：一、西方主流文化机构与批评家逐渐放弃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盛行的那种做法，即以意识形态判断来为中国当代艺术定位，转而朝向对文化多极性、地域性价值的尊重与解读。虽然他们并不完全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复杂性，但在“何谓中国当代艺术”这一问题上却达成了大体共识：中国当代艺术是一种具有强烈当代性，又根植于中国文化正朔的新的类型的艺术。二、西方学界日益表现出对中国美术百余年来所形成的现代性经验的兴趣。在一些著名大学中，这一兴趣甚至转化成了主导性课程。三、与此同时，西方策展人与学者也开始重新认识西方现代艺术中的“东方性”、“中国性”问题，对“东方性”、“中国性”根源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与呈现。很显然，所有这些在2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站在历史的拐点上，回望周韶华30多年的创作历程，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他的艺术实践几乎覆盖了上述三点，也由此准确而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当代艺术”这个关键性概念。具体地讲，周韶华对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寻绎与再构，他的具有东方宇宙观色彩的艺术视角，以及他在水墨实践中对中西艺术语言的融通，不仅让他成功地完成了中国水墨现代性转换，而且也让他借新水墨提示出中国美术独特的现代性经验与道路。基于这些理由，我的结论是，周韶华的新水墨可被视作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形态之一，而蕴含于其中的现代性经验，完全应该在世界性的平台上被重新估价，也可以被不同文化、不同民族所分享。以此而论，周韶华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上述看法实际上暗含着中国当代文化早已缺失的命题——在全球文化格局中推出自己的民族文化英雄。这个命题虽几经沉浮，却依旧动人心魄，原因在于它关乎于民族文化的兴衰存亡。近几年，我们所谈论的中国当代美术主体建构的问题，归结到一点上，就是民族文化英雄及价值观的建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文化机构表现出一种罕见的矛盾性：一方面，通过各种报告、政策及媒体，表达出对民族文化英雄的无限渴望；另一方面，在操作策略层面上又表现出官僚主义式的轻慢。我将其称之为文化战略的结构性缺陷。受制于此，中国当代美术在世界格局中大体上还处于大而不强、缺乏高度的状态中。毕竟，一个国家的文化高度是以民族文化英雄的高度为终极标准的。我们或许应该这样自醒：一个没有民族文化英雄的时代是乏味的，也是可耻的，更是危险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国家的成长，已为民族文化英雄的产生砌好了强大的国家性基石，周韶华艺术大展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以此为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笃守这一信念：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所涌动的对民族文化英雄梦幻般的希冀，终将转化为现实。在不远的将来，在我们视野所能触及的地方，中国文化将迎来一个群星灿烂的巨人时代！

　　让我们转向另一个视点——艺术市场。多年前，我就著文说市场之外没有伟大的艺术家，而打造伟大艺术家则是市场走向高端的必由之路。今天，这一观点似乎不证自明。说到中国的艺术市场，可谓亦喜亦忧，或者说喜一忧二。喜的是，中国艺术市场2012年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艺术品市场；忧的是：中国艺术市场虽然体量大，但仍然是一个低端市场，这源于它有两个难以克服的缺陷：市场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背离；缺乏打造本土文化价值观的志向与方法。既然市场价格数字背后隐含着价值观的申张与博弈，那么中国艺术市场就理应担负这样的责任：将那些具有本土现代文化价值的成果转化为市场的主体。我无意将周韶华与本次展览作市场化的评价，只想提示一点：周韶华的作品及本次展览是艺术市场一个巨大的机遇。如果艺术市场想寻求一个学术支点而转向高端，那么，可以从这里开始。

　　从历史上看，每个展览都有接近艺术史的企图。然而，本次展览却不尽相同，它不是接近艺术史，它本身就是艺术史。展览中的每一幅作品都似乎铭刻了艺术史上那些动人的时刻。与周韶华此前的展览更多地注重当下性相比，本次展览更多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将周韶华的艺术观与作品置于艺术史脉络中加以观察和评价。这个序言显然不是详细讨论周韶华艺术成就的地方，我在此仅作一个简短的描述。

　　今天读周韶华的理论文字，仍为其机锋所逼，大有历久弥新之感。从具有宇宙观色彩的“大美”之论，到“全方位观照”的创作观，再到“文化寻源、隔代遗传”的策略，周韶华围绕中国画现代转型这一命题，提出了一套从艺术观到方法论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其文字可谓外曜锋芒，内含筋骨，直指鹄的，一字一句，严峻厚重如“汉廷老吏”，动摇不得。以其社会影响力而言，周韶华之论与吴冠中的“形式美”，称得上一时瑜亮。若以思想厚度而论，前者尤胜于后者。回望20世纪艺术史，不难发现，以“理论先行”、“思想先行”的方式来开创中国画的现代形态，已渐次形成了跨越百年的新人文主义传统。前有黄宾虹、徐悲鸿、林风眠、潘天寿、石鲁诸贤力着先鞭，后有吴冠中、周韶华孤岫兀傲。他们开创性的艺术观与方法论，标示出中国现代美术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纵观这段历史，不由得让人生出“苍黄起处，自有英雄辈出”的喟叹。

　　20世纪以来，建构中国画的现代形态一直是中国美术发展的核心命题。对这个命题回应的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艺术家的历史价值与地位——这是我向来坚持的观点，也是我们书写“中国现代美术史”时所秉持的标准。张大千说：“历史上留下来的都是那个时代最新的”，大体也是这个意思。值得回味的是，即使在这个历史维度上，周韶华也处处表现出门庭独开的雄心。他的山水新体，务出已意，耻蹈前人，既与吴冠中的“形式派”保持了足够的距离，也与李可染、张仃的“写实派”相去甚远，甚至与他所敬仰的傅抱石也大相异趣。如果以艺术史的语言来描述周韶华的山水新体，可这样说：在中国画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周韶华由今入古，以发掘、重构东方人文与审美精神为策略，以感受宇宙万象为基础，以强烈的主体意识、丰盈的创新观念与语言实验，从观念、题材、时空、图式、结构、笔墨诸方面，完成了山水画的现代转型，开创了内蕴深醇、气象煊赫、笔墨沉雄且具时代气息与中国气派的新画风。这一历史业绩，不仅从一个侧面呈现出百余年来中国画所积累的现代性经验，而且从观念、形态两个方面满足了东西方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想象。尤令人瞩目的是，在一个全球文化博弈的时代，这一成果还自信地证明了东方文化所固有的价值。

　　上世纪80年代初，周韶华的“大河寻源”一经问世，便掀起了巨大的文化波澜，至今余响不断。那尊凝视黄河的石狮背影，不仅是80年代中国画变革的标志性形象，也是关于这一时期文化情景的最美好的记忆。30年转瞬即逝，抚今追昔，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华艺术宫举办的“神游东方——周韶华艺术大展”与“大河寻源”一样，将注定成为美术界乃至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文化事件。同时，正如我们一直所希望的那样，它也将是中国美术在世界文化舞台上扮演关键性角色的开端——对此，谁还有权利怀疑呢？

　　关于本次展览更为深入的解读，将陆续在专家与观众间展开，在此，我只想使用一个比喻式的解读来结束略显冗长的序文。依据我的人生经验，我觉得这个展览更像是我们幼年夜行时手中的那盏灯笼，熠熠的光芒，照亮了我们脚下的道路，也温暖了我们的双眸与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