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与打工文学

　　关于打工文学有很多争议。这些争议最主要的是来自命名的，即“打工文学”这一概念是否具有科学性。讨论“打工文学”不能不谈“农民工”这个称谓或者概念，因为不管作者的身份如何，我们所说的“打工文学”的内容、题材都涉及“打工”、“务工”，这一点恐怕没有异议，而打工、务工的主体是“农民工”。

　　但“农民工”这个概念在字面上就是矛盾的。是“农民”？不是。是“工人”？也不是。这个概念用来指称，那些在户籍上仍然是农业户口，但大多数时间在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或者在工厂、企业从事生产的农民。据统计，可以纳入这个群体的人口数目前接近3亿。

　　近几年，围绕天生就有矛盾的“农民工”称谓不断引发争议。从政府官员、学者、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到“农民工”自己，都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称谓提出异议。一种观点认为，“农民工”这个称谓带有身份歧视，呼吁取消农民工这个称呼。持这一看法的人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当了工人，他就是工人，而且与其他工人一样，都是合同工、临时工。农民当了工人还称其为农民工就不合理，工人就是工人，怎么能叫农民工人呢。因此，可以直接称呼农民工为水泥工、电工、建筑工，等等，也就是按照他们从事职业的种类和系列来称呼他们。有的地方把农民工叫外来青工、外来务工人员、进城务工人员。一种看法是，农民工这个称呼没有歧视意味。这些人认为，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也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可以说“农民工”三个字准确概括了这个群体的身份特征，“农民”指的是身份，“工”则是谋生的手段，没有什么褒贬含义。在这对立的两极之间，还有一种观点，既认为这个称呼不妥，也认为没有更合适的称呼可以取代。但同时，他们承认，农民工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比如，农民工在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没能和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比如，农民工从事的是最苦最脏最累的工作，却同工不同酬、同伤不同赔等。“农民工”成了低收入、低福利、低保障、低权益的社会底层的代称。因此，“农民工”这一称谓的背后隐含着不公平。

　　尽管如此，我认为，在一般意义上使用“农民工”这个概念是合理的。如同上述有的人士认为，这个概念本身没有歧视的含义，相反准确概括了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现状。“农民工”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和客观现象，这一现象植根于中国的城乡二元化。也就是说，一天不完成城乡一体化，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这一现象依然会存在。

　　回顾全球现代化的历程，18世纪从英国发端的工业革命，开启了西方城市化的进程。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1851年英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了50%，率先进入城市化阶段。到1950年，经过200多年的发展，英国达到了79%的城市化水平。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在美、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起，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美国当时的城市化水平为 64.2%，德国为64.7%，加拿大为60.9%，法国为55.2%，瑞典为65.7%。也就是说，城市化进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经过30年的发展，有关专家估计目前的城市化率是47%，显然这是一个突飞猛进的过程。按照这个速度，达到60%的城市化水平，至少也还需要20到30年。换一句话说，要实现中国几亿农民工在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劳动福利、工资报酬、子女就学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实现一体化，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农民工这一现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会存在。

　　在这一背景下来看打工文学，我们就有了比较宽阔的视野和胸怀。一个几亿人的社会群体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难道文学不应该关注吗？显然人们不会反对。人们难以接受的，或者说有疑惑的，是在文学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打工文学”的分类，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这一疑惑，就是“打工文学”何以成立。对比一下“知青文学”的情形。“知青”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中，持续过接近30年的时间长度(当然，其社会影响远远超出这一时间长度)，而农民工现象在当代的历史进程中注定将要持续更长的时间跨度，其社会影响也不言而喻。既然知青文学是可以接受的，打工文学何以不能接受？或许有人会以作者身份来质疑，毕竟从事知青文学的绝大多数作者是知青群体，而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还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但我们显然不能仅仅用作者的社会类别和阶层来界定文学现象。一个数量足够大的人群，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中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群，在城市化进程中将要持续超过半个世纪的社会现象，他们的生活、生存、梦想、奋斗、痛苦、欢乐，一句话，他们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既是文学无法漠视和拒绝的，也是全社会应该关注和关心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关注几亿农民工的打工生涯和生活、反映和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为己任的打工文学，就是可以光明正大成立的，无论他们的作者是打工者自己还是职业的作家。因为这是当代中国精神生活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把打工文学称之为“底层叙事”，看似是美化了这一文学现象，让这一文学现象变得更文学，而实质上，这一概念更有歧视之嫌。打工者也好，老板也好，官员也好，在制度和法律上理应平等，谁是底层？谁是贵族？这一区分恰好违背了社会发展的逻辑。城市化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个人享受同等的市民或国民待遇。

　　近几年来，文学界已经注意到，在打工者中间，涌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相信这一趋势必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发展下去，毕竟每一个打工者都有自己的梦想和抒发内心的渴望。在文学界，一些职业作家和非职业作家，也写出了优秀的反映打工生活、打工题材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谓“底层叙事”的号召下，不少作品把关注的焦点还局限于打工的艰辛和苦难这一点上，而不是更宽广地关注到一个社会群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但同时，我们也读到不少优秀的、视野宽广的作品。这里仅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山西作家蒋韵的《麦穗金黄》。在这个小说中，一个农村小姑娘在城市里租了一个门面当上了理发师，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有一天打烊的时候来了个小青年要理发，要做一个像麦穗一样昂扬、金黄的发型，原来他要相亲。不久之后，又来了一位小伙子，请小姑娘出店理发，小姑娘开始拒绝，后来小伙子解释，是给自己的朋友理发，他曾经在这里做过一个发型，但遭遇车祸死了。就这样，小姑娘两次给同一个打工青年理发，一次是小伙子为了见女友，一次是小伙子遇到车祸身亡。每一次，小姑娘都做的极其认真，她要让小伙子从发型上获得精神、获得自信、获得满足。小伙子从麦穗一样金黄的发型中获得的兴奋、信心、向往以及理发师为死后的小伙子再次打理出麦穗一样的发型，既让人心痛，也让人慰藉。心痛，是因为他们生活不易、又很容易满足、且仍怀理想，欣慰的是他们能按他们这一代人的方式相互对待、支撑并呈现出一种可贵的朴实与坚持。这是我在30年来关于打工或城市务工生活中读到的极其少见的作品。作品没有写打工生活的艰难、挫折、苦闷……但让每一个人看到了希望，感受到了温暖。宋剑挺的《麻钱》也是值得一提的作品。它写到了苦难，讨薪的苦难。三对夫妻在一个砖厂打工，运送砖坯，把晒干的砖坯装窑，把烧好的砖运出砖窑，不分白天黑夜，一个月仅能得到几百元报酬。但这仅仅的几百元，整数只能用古老的铜板代替，只有零钱可以以现金的方式兑现。尽管每个月他们都祈求老板把铜板换成现金，但直到年关将近，手中捏着的仍然是铜板。作品把砖厂超负荷的劳动与恶劣的劳动环境对照起来，并力图展示在这一环境下打工者的生存策略与人生理想。三对夫妻共睡一个炕，尴尬的夫妻生活，恶劣的饮食，低廉的报酬……即使如此，朴实的农民工每个月都在计算他们离各自的目标还有多远。购买一个彩电、把茅草房改造成砖瓦房、买一辆电三轮，这就是三对夫妻分别的理想。作品的这一交叉叙述，丰富了讨薪题材的内涵，立体描述了农民工的生存境遇。正因为作品不仅仅是关注农民工的讨薪历程和打工艰难，这部作品才具有了如此的超越性。

　　另外一部值得一说的作品是山东作家东紫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农村女孩王小丫为了在都市找到立足之地，先后买过三个假文凭，从端盘子、打小工发展到自己开店，经济上一步一步摆脱贫困，但她希望做一个真正的城市人。她想到了通过婚姻来搭建进入都市生活的桥梁，于是走进了婚姻介绍所。都市男青年王安南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母亲自命不凡、清高独断、说话刻薄。作为大学教师的王安南一直没有得到晋升、没有分到住房，但他没有特别高的追求，只想找一个让自己幸福的老婆。在母亲的逼迫下，他也走进了婚姻介绍所。王小丫与王安南从迅速认识到恋爱、结婚。但一个侦破假文凭的案件，把王小丫的过去暴露了。王小丫多年的人生努力以及未来理想瞬间面临付之东流的危机。作品把一个农村女孩的苦心经营和脱胎换骨叙述得极富质感，没有渲染农村或者底层的苦难，而是尽量展现王小丫追求城市生活并用智慧和勤奋去实现理想的一面。王小丫需要文凭不是因为她没有能力，事实证明她有极大的创造力，而是社会需要文凭，是王安南母亲这样的瞧不起农村的知识女性需要文凭。王小丫的人生告诉我们，尽管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异乎寻常，但农民真正被城市接纳还有很多阻力，这种阻力既有体制的，也有文化和心理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再次证明了，农民工要获得市民待遇、获得城市的接受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

　　农民工不是改变称谓就可以消失的现象，它需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从户籍管理开始，直到再没有由户籍规定的待遇区别，直到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国民，都享受同等的待遇。打工文学也不是底层叙事可以概括的。打工文学面对的是整个中国城市化过程。这是一个复杂而博大的世界，作家既可以大有作为，也应该有所作为。无论是打工者自己书写自己，还是职业、业余作家来书写，打工群体、打工生活、打工世界，必将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中极为鲜明的一部分，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