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新拓展

　　在都市文化与文学的研究热潮中，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杨剑龙及其研究团队向来以敏锐的学术触角、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卓著的学术成就为学界同仁称道，新近由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的“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研究丛书”，正是他们一次整体性的拓展与展示。丛书共八部，为《都市上海的发展与上海文化的嬗变》(杨剑龙等)、《上海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杨剑龙等)、《文学巨匠鲁迅与上海文化》(梁伟峰)、《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张登林)、《清末民初长篇小说上海叙事研究》(吴智斌)、《世界潮流中的海派文化与海派小说》(林雪飞)、《上海出版业与三十年代上海文学》(冉彬)、《上海文化与上海唯美主义文学思潮》(赵鹏)。

　　近年来，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径，借助文学想象的方式，已成为都市研究的一种有效方式。杨剑龙等沿着文化研究的路径介入都市上海，与一般经由文学拓展至文化研究不同的是，“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研究丛书”主要运用“清明上河图式”的轴卷结构，以都市为轴心，以文化为经纬，从通俗文学、海派小说、清末民初长篇小说、唯美主义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左翼文学等方面扇形展开上海文学图卷，在文化与文学的互动中，拓展文学研究的疆域，深化都市文化研究的内涵，丰盈都市文学研究的血脉。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进程中，上海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五四”落潮以后，上海逐渐取代北京成为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中心，这主要得益于上海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上海文化不仅制约和影响着上海文学的发展与繁荣，而且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丛书以十分开阔的学术视阈，从历史传承和现代嬗变中梳理分析上海都市文化语境的形成与特质，在东西文化语境中和20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上深入探究。

　　学术研究向来既重“宏通”，尤贵“专精”。通观“丛书”，著者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在诸多方面丰富发展了上海文学的研究，填补了某些研究领域的空白。首先，精心择取最重要的“点”，“入乎其内”深入肯綮。譬如，关于自由主义文学、现代派文学、唯美主义文学、左翼思潮、通俗小说及上海时期的鲁迅等重要方面深入探讨。其次，在“入乎其内”时，善于做到“出乎其外”，不仅重视都市文化与文学的互动关联，而且尤其关注上海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譬如，从文学翻译、文学出版、文学运动、文学消费等方面探究上海文学之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第三，在处理好“宏通”与“专精”的基础上，努力做到论从史出、言必有据。譬如，在梳理“都市上海的发展和上海文化的嬗变”时，著者在考察吴越传统、西方移民、左翼革命、孤岛事变等的基础上，分析租界文化、通俗文化、左翼文化、孤岛文化、消费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等不同文化层面，从而得出结论：上海在历史的传承与现代的嬗变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性格，其中包括海纳百川的开放性，融会贯通的多元性，精致卓越的商业性。在探析上海市民文化与现代通俗小说关系时，著者在考察文化史与文学史视域中市民文化与通俗小说的缘起流变的基础上，分析“言情”、“武侠”、“侦探”等通俗小说的叙事特征和审美接受，认为：市民文化孕育了言情、武侠、侦探等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通俗小说中与蕴含了诸多市民文化因子，通俗小说的娱乐性和消费性使其对现实采取了妥协与回避的态度，在艺术形式上继承的多、创新的少。在探究鲁迅与上海文化关系时，著者把鲁迅置于租界文化、海派文化和左翼文化三种亚文化交互中，考察都市上海之于鲁迅的影响以及鲁迅视野中的上海文化，最终得出结论：上海对于鲁迅其实是一个宿命，鲁迅后期的生命存在与文化成就，离开上海这块土地，是无法有效进行和完成的，鲁迅嫌恶上海又依赖上海，是其纠缠于理想与现实、理智与情感之间，无法摆脱困窘境遇的真实反映。丛书中的这些论述和识见无不体现出著者厚实的理论涵养、丰富的专业知识、严谨的研究态度和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

　　该丛书的每位著者无不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作为立论的基础，细读文本，还原历史，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深入细致地进行文本分析、史实考证和理论概括，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个案和整体研究、感性体悟和理性思索相结合，综合运用文艺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努力做到论从史出，材料翔实，引证丰富，分析细致，论见精到。无论是在整体规模上，还是在纵深拓展方面，八卷本的“上海文化与上海文学研究丛书”都应该是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