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2004年起,偏居西域,远离文坛却一直默默创作的回族作家李进祥凭借短篇小说《口弦子奶奶》逐渐进入批评家和读者大众的视域之内。声名鹊起并没有让作家产生趁热打铁的躁动,他仍然不紧不慢,从从容容地侍弄着自己的文学园地,只有确认到“果子”完全成熟,他才敢采摘下来,让它们面向公众。也许,正因了他的勤谨、朴拙、不投机取巧的写作态度和靠作品说话的信念,他收获了更为广泛的认可。2011年李进祥的短篇小说集《换水》获得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对此,他依然保持着惯有的沉稳平和。他的目光固执地注视着清水河边的土地和民众。他知晓这片热土的前尘往事,体恤着人心的创痛,哀悼着失掉的信仰,耐心地讲述着我们时代里人性人心的变革图景。
阅读《换水》这部短篇小说集,会发现李进祥在城市与乡村的对峙融合中,在离开——回归的传统结构里深情抒写了边地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群体的生之悲剧。天然暗合了大众传媒津津乐道的“底层叙事”。然而,与时下流行的将人性人心之变毫不费力地转化为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衍生物不同,李进祥笔下的人物不单是被悲悯的纯然客体,人性固有的缺陷也是促成他们悲剧人生的质素之一。苦难和贫穷并不能成为道德堕落、不顾操守的万能挡箭牌,作者理解同情他笔下人物的苦楚,但他没有卸去他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他对穷人、农民工和小人物保持了必要的疏离和审视。他的笔触深入到人心深处,探寻他们如何在历史、社会、宗教、金钱、欲望、道德的层层包裹和相互揪扯中做出的艰难抉择。他的勘探不止揭示时代的暗疾,还揭露人性的痼疾。
进城寻梦是李进祥笔下人物共有的生活欲求。土地的贫瘠、生活的窘迫,挤压催逼着清水河畔的人们必须从熟识的故乡出走,去陌生而纷繁的城市谋求生路。然而,外来者的身份和无常的世事却让他们在别人的城市中四处碰壁,遭遇艰险。充满诱惑的城市并未给他们带来预想的富裕、成功、体面和清洁。相反,城市向他们张开了狰狞的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噬他们的肉体和尊严。这样一场逐梦之旅结束后,身心俱伤的寻梦者幡然醒悟: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拒斥了闯入者卑微的梦想。然而可悲的是,梦醒后他们却无路可走——城市是罪恶的渊薮,乡村是贫穷的泥淖。他们的人生命运在现代化的隆隆进程中进退失据,左右为难。
《屠户》里的马万山本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因为忠实地恪守着农民的传统美德成为乡村老人教育子女的典范。然而,为了供养儿子上学,也为了不被妻子嘲讽,安于农人生活的他无奈之下进城打工。最终却因小小的贪婪导致了儿子的惨死。有意味的是,马万山没有将儿子安葬在他所爱恋的乡村,反而倾其所有购买了城里的墓地。城市是他的伤痛所在,却也是世俗成功的标识,所以他固执地把儿子安葬在城里——生不能为城里人,死也要为城里的鬼。爱与恨的交织中渗透出生命的大悲大恸。同样,《天堂一样的家》里的马成和林娴儿都是从农村出走,进城谋求别样生活的人。为了成为城里人,他们吃苦受罪,坚韧而缓慢地逐步靠近理想的生活。他们似乎成功地融入了城市,可是他们的内在生活却遍布创痛,长存一个无法言说也不能言说的隐秘心结。充满难言苦痛的还有《换水》里的马清、杨洁夫妇。这对名字里包含“清洁”二字的夫妇却在短短一年的进城生活中灵肉俱损。伤残的不止是躯体,还有那曾经清洁的灵魂。那么就回去吧,回到故乡,就像马清说的:“咱回家,清水河的水好,啥病都能洗好!咱回家!”事实果能如此吗?即便清水河真的能洗去杨洁身上的病痛,那么它能医治好遗留在灵魂里的伤痛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李进祥那里,城市固然暴烈残酷,但乡村也不再是美好的栖居之地。他没有遵从沈从文式的价值判定——城市为戕害人性之善的罪魁祸首;乡村为孕育人情之美的诗意家园。他看到的现状是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乡村道德观正以“进步”的名义被篡改和轰毁。置身其中的人群如浮萍悬浮飘荡,永远地失去了慰安灵魂的家园。《遍地毒蝎》中的瘸尔利只因会赚钱便惹得一村人对他充满了怨气和嫉妒。这种情绪如此强烈,强烈到村人可以漠视一个无辜小生命的消逝。而《你想吃豆豆吗?》中的阿丹不顾一切跑回农村后,却发现他深爱的故乡水因造纸厂的污染变成了臭水,他喜爱吃的麻豌豆干硬苦涩,他爱恋的妻子不堪忍受身体的荒芜做出了背叛之举。记忆中的乡村早变了样、走了形,不知不觉中,这些出走的人失掉了故乡,失掉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
由于忠于现实,长于体悟,李进祥没有将人生的悲剧全部轻巧地推给时代。他清醒地叩问悲剧中人性的某种恶劣根性,进而忧惧地指出,这种痼疾其实漫漶在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中,成为习焉不察的集体无意识,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他人的生命之殇。《鹞子客》和《想起几个外乡人》里的群众不再是麻木的看客,而是运用暴力积极剿灭爱情的悲剧制造者。而《方匠》里的村人更为卑劣,他们见不得韩铁的幸运和成功,盼着他失败,用下三滥的手段去勾引他的妻子,直至韩铁家破人亡才善罢甘休。女人作为弱者,她们的命运处境更为不堪。《寓言二则》里的叶赛媳妇没有被可怕的病魔夺去性命,而是死于丈夫的毒打,村长的威逼。无独有偶,《关于狗的二三事》里的女人只因不能生育便被丈夫活活打死。在这些含悲带泪的人间惨剧中,作者焦灼地揭示了人性之恶对生命的荼毒,进而指斥我们民族根性中长存的某些巨大精神缺失。
作为一个回族作家,李进祥试图用他的文学抒写,让世人了解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总少不了戴白帽戴盖头的穆斯林男女。他们虔诚地礼拜,大方地散乜贴,频繁地换水净身。比如《屠户》里的马万山在儿子活着的时候从不自己宰牛,而是遵照伊斯兰教法的规定,请阿訇来施行。《梨花醉》里的李根老汉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上他做礼拜的拜毡。《狗村长》中的德成老汉依然保持着去清真寺做礼拜的宗教功修。但随着社会的变迁、环境的移易、人心的餍足,年轻一代的回族青年渐渐背离了宗教的诸种规约。在《你想吃豆豆吗?》中,我们看到以穆萨为代表的农民工抑制不住生命的本能冲动,他们不再理会宗教的禁忌,而是不管不顾地饮酒和找小姐寻欢。更有甚者,《宰牛》里的伊哈亚甚至从事起了贩毒的罪恶勾当,而贩毒在伊斯兰经典上被论定为十恶不赦的大罪。村里人均知晓伊哈亚爆发背后所埋藏的罪恶。可他们的选择却耐人寻味:对有钱的伊哈亚充满了趋奉,对恪守教法但贫穷的易卜拉欣抱以蔑视的态度。在宗教规约与世俗利益的搏斗冲突中,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后者,有意无意地贬损了前者尊崇神圣的地位。面对教门松动、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作者在文中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在的人有了钱就一俊遮百丑,也没人管你的钱是哪里来的。”社会转型时期流失掉的宗教信念和道德情怀对依然虔诚的教众而言,无疑增加了他们的心灵负累,他们的惶惑无助感也更加痛彻。对此,作为小说家的李进祥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的无奈和惊恐。他们无法抗拒也无法阻止,只留下忧戚的面容,悲怆而不倦地吟唱曾经良善的生存信念和虔诚信仰。
站在社会与人性的纵深处,李进祥的怀抱是阔大的,双眼是疑惧的,思维是敞开的。他不遮蔽、不逃遁地沿着清水河寻觅人生的悲喜,一路记下他的思索和疼痛。他不拥抱前路,而是顽强地保持着回望的姿态,那里有他恒常坚守的生命真谛,他需要时时体悟,然后才能拂去时代的躁动迷离,清醒地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