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边中国》：风采斐然的新乡村史记

　　《江边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6月版)是何建明新近出版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它与作者近几年写下的《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和《我的天堂》构成了其“苏南书写”的三部曲。这部新作聚焦的是张家港市永联村和它的当家人——被誉为“中国最美基层干部”的村支部书记吴栋材。在新世纪的报告文学作家当中，何建明是能够将各种题材把握自如的多面手，但其最为擅长的则是“国家叙述”。这不仅是指他近年写作的《国家》《忠诚与背叛》《奠基者》《国家行动》《破天荒》等一系列重磅之作，也表现在他书写家乡改革开放的三部曲中。

　　作家对描述对象的选择和表现，往往能够凸显其创作理念和叙述伦理。作为苏州籍作家，何建明钟情于家乡的改革开放，从《江边中国》不难看出作者有着深厚的家乡情结，这种情结不是简单的乡愁和乡恋，而是有着十分清晰的指向，那就是致力于对家乡改革开放的时代英雄的倾情赞颂和推崇，对这些英雄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做出理性的认知，用形象化的描述来阐明和揭示这些英雄所蕴涵的意义。在作者看来，吴栋材“不仅仅是中国最美的基层干部，而且还是中国最具魅力、最富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基层干部”。“铁匠、木匠和绣花匠”既是作家对于这位新农村建设带头人的形象比喻，也是对其创业创新创造精神的深刻揭示。对吴栋材建起中国第一个乡村“议会厅”——永联议事厅，作者的评价是“吴栋材真的把‘中国梦’的理念融化到了公民参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之中，堪称巨大的中国式进步。”由此，作者的创作理念和叙述伦理便鲜明地显现出来，这就是对心怀理想、为民谋利、百折不回、实干创新的时代英雄和时代精神的充分肯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切期待。

　　这样的创作理念和叙述伦理，就形成了《江边中国》独特的叙述视野，即以国际视野和国家眼光看一个村庄和一个人的发展及其意义，以政治、经济、文化的多维视野观照一个人和一个村庄的变迁。作品以细腻的笔触详尽书写30余年永联村的历史与现状，其中，侧重点是写吴栋材受命赴任村支书，带领全体村民披肝沥胆、攻坚克难、改天换地，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感人事迹，并将这种描述置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在该村每一个时期，诸如在创业起步、挖塘养鱼、兴办轧钢厂和炼钢厂、建设品质生态社区等等的描述中，作者都将其纳入到国际、国内视野进行观照，甚至将其与另一位“农民领袖”吴仁宝等同行相比较。第一章谈到农村中“脑子活络”者多为农民精英分子时，作品即是将英美国家、中国封建社会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这类人物的特点对照写出。作品还写到索罗斯席卷东南亚、掀起亚洲金融风暴，以钢铁为龙头的永联村经济面临巨大考验，吴栋材以其智慧和胆识率领村民逆流而上，抵抗危机，最终取得胜利。“永联村”和“吴栋材”在作品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村和一个人的代码，它是形象化的新农村史记，更是20世纪末直至21世纪初国际战略机遇期里中国奋起、发展、腾飞、复兴的象征。我们不妨将此视为何建明报告文学“国家叙述”的一个重要构件。

　　作为一部形象化的新农村史记，《江边中国》的风采既体现在它独特的叙述伦理和叙述视野，也表现在它独特的叙述艺术上。在作品中，我们可以体验到浓郁而强烈的亲历性。强调田野调查和亲历性，是报告文学有别于其他虚构文体的重要质素。《江边中国》的亲历性不是简单地体现在作家到现场的采访，而是倾注了作者青少年时代生于兹长于兹“致青春”式的难忘记忆，大量谈及作者自己以及作者父亲经历的文字，使得这部作品在叙述的亲历性上，已经不再是记者式的“在场”，而是亲情式的“融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种倾情写作，更是一种亲情写作。

　　文学性的凸显，也是《江边中国》透射出来的重要特质。洋洋几十万字的篇幅，并没有使阅读产生枯燥、厌倦之感，而是兴味盎然，原因就在于它的细节丰富、人物丰满、线索分明、叙述语言和非叙事性话语个性鲜明。作品讲述的是中国波澜壮阔巨变中一个村的“史记”，而这种宏大历史的叙述靠的是毛茸茸细节的支撑。作品里有许多生动的细节和场面描写，吴栋材与人较量肩抬柴油机，吴栋材与玉石商人机智砍价等等充满兴味，吴栋材带领村民在沙滩上种地养鱼、建造永联炼钢厂、建乡村“议事厅”、开发永联小镇和江南农耕文化园，音容笑貌栩栩如生，使人仿佛身临其境。文中叙述时富于启示性和哲理性的非叙事性话语比比皆是，“农民是群什么样的人？农民脚踩大地，每天与大自然同呼吸，每天风餐露宿，每天顶日沐雨，他们是人群中最具狼性精神的群体。” 这是作者的感性文字，也是他的理性认知，充分显示出其文字的知性之美。

　　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江边中国》还体现出多文本融合的叙述个性。作品在叙述话语和人物话语之外，还有作者所写的新闻特写，永联村的协议书和合同原文，吴栋材的讲话稿和即兴发言原文，以及永联村各类型村民大量的口述实录(陆汉平、何阿根、钱永环等口述轧钢厂建设，陈华斌口述530项目技改，张先轶、杜显锋、张刘瑜等口述永联吸纳各路人才)。将不同文体的文本纳入到作品中，其效果在于强调报告文学的非虚构性，强调多角度的考察和证明。这使《江边中国》“史感”强烈，在艺术传达的同时显示出重要的文献价值。如果说70多年前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是关注旧中国苏州农村历史变迁的调查研究；那么，何建明的《江边中国》则是讴歌新世纪苏州农村从苦难到辉煌、由贫穷到小康的艺术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