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花也好 流水也罢

　　知道格致是因为《转身》，我在一本黑色封面的散文集里与格致的鬼魅文字邂逅，那个集子名叫《七个人的背叛》，格致是七分之一个“叛徒”，对于散文，这七个人有自己的新姿态，都在远离人们久已习惯的散文成规路上走出了新路。今天读《风花雪月》，发现《转身》末尾标的出产年份是2003年，那么，十多年就这样过去了，居然比翻一本书更让人不知不觉。格致喜欢数字，她的作品有着浓烈的数字所酝酿出来的气味，数字似乎暗示与表达着对人一生走向的干预、试探，无论是怎样的风花雪月，终究会成为一场远逝的流水，人生大抵如此，更何况散文。

　　格致写的固然是小事情，气象不大，但里面同样有风、有雨、有霜、有雾，当然也不乏阳光、惊雷或者闪电，通常这些东西统统被人认为是很布尔乔亚、很有些无病呻吟的——尤其是当这些文字出自女性之手的时候。但这些素材在格致的笔下，却又不是小气象和小情调了，而且一点也不小资、不白领、不布尔乔亚，因为无论是文字还是情绪，均非关炫耀，更不矫情，她写就要沉得很深，抓就要抓得很牢靠。她的“小”是一种在小天地里刮旋风，在小江湖里扎猛子的状态，她用自己独特的文字翻越着险峰、泥淖、沙丘，等你透过她编织的语言陷阱陶醉的时候，文章似乎刚要走完最后的路程，要来个意外的收煞了。

　　《减法》在格致的文字里是个很有意思的存在，作家似乎有些陶醉于自己早年的“学习优秀”，于是特意把那么多小写的阿拉伯数字，那么多大写的汉字数字，放到自己的叙述中，似乎在挑明多种尺度、分量、薄厚的存在，而这种奇异的存在衡量着玩伴、同学、刺儿头们的顽皮、倒霉、尴尬，以及惊喜与不幸，算计着作为减法中被减一方的诸种可能，记录下学生们化为乌有之后的空虚——既然已经被减去，身后便任由人评说、议论、猜测，减法减的是数量，遗留的是短缺对人心境的影响，是对某种命运、定数对视后的冷峻。类似的游戏在《躲在镜子后面》一文里也出现了，由镜子讲到单双数对命运的暗示，讲到单数相对于圆的不可战胜的弱点，“圆是可以滚动的，圆是随遇而安的”，但“圆”是很难的，不管是身边物品，还是身边的人，经常出乎意外地沦落为单数，人作为单数而存在，一旦被格致点染，便成为命运的附属品。

　　就在惟一一次能与格致当面在语言上短兵相接的时候，我抓紧时间问了她，《婚姻流水》是虚构的吗？她好像说的是“太不虚构了”、“太不是小说了”，处理的完全是自己的生活经历、生活经验，我于是愕然，于是追着再质疑下去。长期的文学教育及职业养成，给我们头脑里安了不少框框，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那个，1非2、2非3，但各文体在具体的实践中总是在向着最大的未知伸展、攀爬、蔓延，不知不觉在突破各自的边界，踏入全新的领地。一种文体好不好应该以是否有利于内容的表达来衡量，而不是什么概念或规定，《婚姻流水》的实验依照的是书写的感觉，而非概念等等。好的文字肯定来自特别的思维方式，来自作者想问题、整理思想的方式的独特，以及所导致的表达的独特，但难得的是能够独特得不出圈儿、不出格儿，能够独特地活跃于人的正常鉴赏范围之内。

　　在《婚姻流水》及《风花雪月》里，吴连长是个难得的形象，他的难得在于生动，而且他的生动在于可恨得让人喜欢，他始终没有走出格致的视线，他出手快、打呼噜、用萝卜杀老鼠，但不肯承认，他时而懒得让人发怒，时而勤快得出格，他烟火气重，满身大老爷们儿味，他的存在因为有格致而触手可及、具体可感。在《婚姻流水》这本“散文式小说”里，他成为了一个被白描、被述说、被勾勒的存在，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我”之外第一重要的存在，他是连长、公安、丈夫，是“我的丈夫吴先生”，他的可恨就是可爱，他的笨拙就是灵巧，他的坚强就是软弱。但总之，这人穿透黑夜迎接常理，成为让人难忘的人。

　　我曾想，散文写作不免恰好满足人们的窥探欲，对书写者的身体、出身、家庭、生活等情况的袒露、披露，构成书写与观看的关系，愿写与愿看相得益彰，但面对《婚姻流水》的坦白、坦然、坦荡，人们对个别地方看得出神、入迷，有的地方看得后背发冷，让人不免对格致的大尺度肃然起敬了，因为这种大尺度来自一个女性。在我们这样一个旧传统深厚的国度，她的可贵委实是真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