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过度美化“乡土田园”

　　在“新乡土文学”兴起以后，产生了大量描写乡土的文学作品。这当中，精品自然是不少的。但是一些过于美化乡土的作品，却走到了反面。在我看来，过度地美化“乡土田园”，迷恋远去的“牧歌”，因而看不到农村存在的严峻现实，甚至忽视或回避现实阴暗面和底层民众的苦难，这是不应该的。

　　什么是“乡土”？费孝通在其所著的《乡土中国》中写道，所谓的“乡土”是指进行农业生产的广大农村，那里居住的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居民，他们依附土地，自耕自食，自织自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随太阳的出没，地球的自转，自然安排生产劳动。年复一年地就地生产，就地消费，缓慢的生产节奏，养成松懈而稳定的生活方式。农民在这里按照自发形成的生产和生活习惯，不离乡土，安身立命，人与人之间，非亲即故，彼此都是熟悉的乡亲。

　　但费孝通所描述的，应该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当下，农村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极大地变化。文学批评家孟繁华在《风雨飘摇的乡土中国》一文中写道：“乡土中国既有的秩序、伦理、习俗和价值观念，在强大的‘现代’面前正在悄然崩解，在文化的意义上，它正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精神破产过程中，一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无辜无助更无奈；乡村的历史也正在重构，过去的历史叙述因其结果的难以兑现而被重新改写……”因此，作家呼唤宁静、优美的“乡土”，应该是在呼唤一种精神慰藉。但是，因为“现代”的冲击，文化意义上的“乡土”其实已经支离破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呼唤只能是一种理想，更多的却是一种无奈。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样的呼唤究竟有多少力量，有多少客观实在性和可信度？因为当“乡村乌托邦”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些作品过度宣扬的“乡土”的美妙，是否已经变得极不客观甚至可疑？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现代观念的冲击和日新月异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过度迷恋“乡土田园”，看不到时代前进的步伐，听不到时代进发的鼓点，其实是一个作家精神的矮化。

　　当传统农业社会逐渐被工业社会所取代，当一个个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在中国大地上逐一消失，当象征权力的“城”被满足消费的“城市”乃至满足欲望的“大都会”所取代，那么，作家仍然沉迷于田园牧歌，仍然吟唱着杏花带雨般的“小放牛”，是否已经落伍呢？至少，这样的作品，已经离人们的生活渐去渐远了。新生的一代，他们不可能喜欢看这样的作品。

　　“乡土田园”固然可以勾起人们对过去乡土宁静优美生活的怀念，这好比城市人家的客厅里，挂一幅泼墨山水，或野渡孤舟，或巴山烟雨，但只能是茶余饭后的一种欣赏，人们并不会也不可能愿意去过这样的“乡土”生活。想想吧，即使是生长在农村的农民，在城市化的浪潮中，他们都在并且正在数以亿计地涌向城市，告别他们的田园故土。我们的作家必须直面这种现实的状况。

　　另外，过度美化“乡土田园”就会对农村的困境、农民的苦难视而不见。文学作品如果过量地、不切实际地赞美乡村，而对农村大地的贫穷、落后，农民的疾苦视而不见，对城乡差别带来的问题听而不闻，作品里只有“节日的歌舞”、“淳朴的民风”、“和谐的秩序”、“甘甜的米酒”，甚至描摹一些奇奇怪怪的风俗、美丽的爱情传说，把农村描绘得像一幅幅漂亮的“风吹草低见牛羊”以及“小桥流水人家”般的水墨画，岂知那草原已经在日益沙化，那流水早已被污染甚至干涸断流，那“金色的田野”早已被征用建造楼房……由此说来，不切实际的乡村乌托邦式的“乡土田园”描写，不值得提倡。因为这样的“抬举”一旦因诱导而形成风气，文学的虚假在所难免，最终陷入另一种假大空的境地。

　　过度美化“乡土田园”，作家就会失去自觉，就不会像刘庆邦、胡学文、毕飞宇、迟子建那样写出《神木》《命案高悬》《玉米》《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类揭示现实沉重、阴暗面，从而引起社会反响乃至探索疗治药方的作品。中国农民最大的忧伤是“贫困”，“贫”已经千百年，适应了，但这个“困”所包含的“困惑”、“困扰”是最深重的苦难。当然，“底层写作”不仅仅是揭示苦难，而是要给人以希望。但一味地唱赞歌，绝不是给予希望，恰恰相反，赞歌会将这个苦难掩饰和遮蔽。

　　用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来说，原始人的舞蹈再美丽，不过是因为狩猎到一头野猪后的跳跃与狂欢。而如果我们真正要关心他们的话，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赞美的层面，而是要更多地关心他们内心的伤痛，以及在生存、发展中的艰辛与血泪，特别是他们的未来。从这一角度来说，缺失了“命运关怀”的、只带着欣赏的心态所写出的所谓“乡村画卷”，无论它有多么美好，也是无知而可笑的，甚至是缺少道义的。即使作品中偶尔出现的悲悯，多数也是隔靴搔痒式的“伪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