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难得的相遇

　　突然接到《香港商报》中山记者站一位记者的电话，叫我送蒋子龙到珠海。面对凌空而降的“任务”，我颇感意外。但我素来十分喜爱这位德高望重的作家，便欣然前往。

　　前两天，那位记者拿着一份列有高洪波、蒋子龙、陈世旭、吕雷等作家的名单，说他们近日将来中山参加“品鉴岭南”采风活动，邀我同往陪伴。蒋子龙因为有事，想要到珠海去，所以我才临时被派了这个任务。

　　在酒店门口，初见这位被评论家何镇邦誉为“具有燕赵之士豪爽之气的汉子”，给我的感觉恰如其描述的——“他一向以冷面孔出现于公众场合”。听说专门安排我送他去珠海，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作家连连拒绝，冷峻的面孔和直率的语言，表示不必给我们添麻烦，不必耽误我的时间。

　　我一路陪同作家们参观孙中山故居，与关仁山、肖克凡、葛水平时有交谈，而蒋子龙一直在最前面细听解说员讲解，我们并未说上话。他一言不发、凝心倾听的神态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驻足颔首看着银屏静听孙中山演讲录音的情景甚至令我有些感动。

　　从故居出来，直到上车，蒋子龙还是拒绝派人送他。《香港商报》的一位负责人强调说，路上有个人陪着，聊聊天也好啊。我也恭敬地说，“送蒋老师是晚辈的荣幸，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嘛。”

　　蒋子龙向司机交代了目的地，便打起电话。通话结束，不太健谈的我就说：“对蒋老师仰慕已久，很早就读到您的小说。”他惊疑地说：“那时你应该还在上幼儿园吧？”他似乎对我的话有些质疑。我说上世纪70年代末我已上中学了，随后列举了《乔厂长上任记》《拜年》《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农民帝国》等一系列小说。当我说到《拜年》时，先生略微顿了一下，然后说：“对，《拜年》，看来你真读过。”就像一扇门突然被打开，我和先生中间的那条通道，倏然间畅通了。

　　“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您给我的印象主要是写工业、写改革，我感兴趣的是，近几年您怎么写了《农民帝国》，关注起农民命运？”我想在这短暂的途中，利用短暂的机会，了解我最关心的问题。

　　他回答说：“一个作家写长篇小说是讲究缘分的。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十几岁离开农村，但骨子里我还是农民。在城市，在工厂，每天看到工人挤公交车，上班下班，也时常想到农民在顶风冒雨进行劳作。如今，中国有些农村仍然很贫穷，与城市差距很大，值得我们关心。写《农民帝国》是受大邱庄的启示，农民自身的缺陷也令人思索。”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这才想起他曾对拍摄《中国作家梦——许多种声音》的马原说过：“我与工业在一起，但我做的是农村梦。”阅读中被忽略的作家农村情结陡然清晰起来。

　　因为都出自农村，我与他有了更进一步的亲近。后来聊到我的籍贯和民族，他欣慰地问起了叶梅。他说，这位从恩施走到北京的少数民族女作家把《民族文学》办得越来越好。现在《民族文学》由1本变成了6本，出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朝鲜文、哈萨克文5种少数民族文字版本，他鼓励我到《民族文学》上去发作品。我说，2000年和2006年分别在那里发过小说与散文。他说：“时间太久了，起码一年搞一篇。”

　　接着，这位经验丰富的小说家自觉谈起了创作题材的选择问题。他说：“你是苗族人，你就有优势。你看现在是一个同化的世界，吃的一样，穿的一样，住的一样，坐的车一样，看的报纸一样。你用什么打动人心，那就是自己民族独有的东西。社会上很多事物都被人们看厌了，只有别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才能使人眼前一亮。”

　　原来，他对民族风俗甚是钟爱。据何镇邦在《话说子龙》中描述：“他对鄂尔多斯高原的民歌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蒙古族姑娘每餐必唱的劝酒歌学得尤其好，在外出时常在车上唱起蒙古族的劝酒歌，引来同行者的阵阵掌声。”看来，在他看似冷峻的外表下，却有着一颗喜爱淳朴民风的火热之心。他对我这个晚辈创作上的关怀，就源自内心的真诚和温暖。

　　临近珠海，我问他对珠海印象如何。他说，他几乎每年都要来一次，这里环境很好，住着也舒服。我问他会不会常住。他说不会，老窝有很多事还需要去做。更重要的是，在外面什么也写不了，只有回到老窝，才能静下心来写作。

　　不知不觉，很快就到了目的地，他挥手向我说再见。他走了几步，回过头来又对我说：“多写小说，别忘了给我来电话。”看着他高大健硕的身影慢慢走向院内，一种温暖早已溢满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