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被春风遮蔽的人生里——评孟昭旺短篇小说《春风理发馆》

　　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偶然性，哲学范畴里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联系，常常不适用于现实生活。有心计的普通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些联系，只是在偶然性中寻找潜在的必然性，以便把握住命运的脉络。而作家作为普通人之一种，却常常将每一种偶然性当作经验——作家的生活不是在寻找偶然性，而是在寻找经验。所谓“潜在的必然性”对作家来说往往是多重经验的聚合，他们所发现的，是能够串列成串以供解释生活的经验，只不过这种经验是潜在的、隐性的，是不容易把握的。孟昭旺的短篇小说《春风理发馆》(载《青年文学》2013年第2期)反映了作者对隐藏于现象的背面，并被现象遮蔽的经验的把握。

　　相对于之前作者的几篇小说——包括《鲶鱼案》《往日红颜》和《远方信函》等，这些作品的叙事话语如何变化，作为不变量的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这些故事都是对现实生活显性特征的近似描写，或者可以称做是对现实的“低级模仿”。这种“低级”性体现在，故事里的人物的言行举止完全是暴露在外的，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人的常见表现，他们没有超出读者所拥有的集体经验——而这篇小说设置了一个与现实中的普通人有所不同的人物，即李卫国。他低于普通人的一面是，他是一个侏儒，三十多岁了，额头有了明显的皱纹，但是身高却只有一米出头。在这样一个生理上与普通人有较大差异的人身上，一定会发生与众不同的故事，这是我们通常的理解。假如作者顺着“次于普通人”这个方向写下去，那么故事将会再重新回到“低级模仿”现实的道路上来，因为在我们固有的人生经验中，这样的人就该有这样的表现。

　　作者显然不满足于重述经验，他将要给予这个人物超出常态经验的变化。接下来作者就写了李卫国高于普通人的一面，“他却是向阳镇公认的才子。他有不少绝活儿”，会两只手写毛笔字，还会学说评书，会画画，会下棋，甚至还懂织毛衣；而在“我”看来，李卫国的不普通之处还在于，他是个讲卫生的人，他的头上没有别人那样的腥臭，反而有一股淡淡的清香。作者在一个人物身上集中了人类两个极端的状况，一是生理上的残疾，二是生活技艺上的高超。在后者的角度上，作者面临着与前者同样的难题，即只要故事向着主人公高于普通人生活技艺的角度上发展，小说就将变成一个庸俗的励志故事。作者在创作上的孤注一掷由此可见一斑，首先将自己摆在一个两难的境地上，再在人物身上寻找破解的方法，他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就是，无论李卫国是个侏儒，还是他有着高超的生活技艺，这些都阻挡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想做个正常人，他想谈恋爱，想结婚成家，有着过正常生活的理想。这些在常人看来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李卫国的身上却成了难题。他为了理想付出的行动所换来的，只是被居心叵测的人欺骗，被他想成为的那类人取笑。他和自己在小镇上唯一的朋友严师傅闹翻了，因为严师傅介绍的暗娼骗了他的钱和感情；而他广为宣传的即将和一个女邮递员结婚的消息也没了下文。李卫国做一个正常人的理想破灭了，他的高超的生活技艺丝毫不能弥补他身体上的缺陷，现实被摆在了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上，令他可望而不可及。

　　李卫国是一个被现实蔑视的人，他想要得到现实的尊重和承认。他有自己的做人标准，比如他讲究卫生，比如他不像其他顾客那样与严师傅谈论“媳妇养汉啦、叔嫂偷情啦”之类的粗俗话题。他以自己高出常人的生活技巧和精神境界来显示自己不但不是残疾人，而且比正常人有更雅致的生活情趣。李卫国为理想奋斗过，当他被严师傅介绍的女人欺骗后，“他的衣服不再干净整洁，而是变得又脏又破，他头发和那些邋遢客一样蓬乱，隐隐的香味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但随后不久，他又“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又开始跟严师傅聊天了。”原因是他将要结婚了，做一个正常人的理想成了他生活的唯一动力。当他的理想被现实击碎的时候，这样的自我认同毁于一旦，他破罐破摔，幽暗的人性本能膨胀开来，先是看裸体画册，进而发展到偷窥女浴室并画下那些沐浴的纺织女工的形象。从此之后，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一类是普通人，一类是想做普通人而不得的人。这一切都表明，当人的理想破灭的时候，曾经被理想控制的幽暗心理将会被从“潘多拉”的盒子里释放出来，人将遭到来自自身负面本能的毁灭性打击。

　　透过对现实生活经验的挖掘，我们看到了作者在技巧上的野心，即他十分清楚：小说写什么固然重要，但关键在于怎样写。“春风理发馆”是严师傅和李卫国相遇的地方，也是“我”通过严师傅和他的关系了解他的地方，可见背景和人物都表现出强烈的功能性。叙述者“我”是作为李卫国的同情者甚至同谋出现的，“我”不仅给李卫国提供裸体画册，还在他落拓的时候请他喝酒，甚至当李卫国被抓后“我”的担心本身就是李卫国的担心，“我”的那些梦里的场景，也可以是李卫国的梦。“我”以一个叙述者的身份时刻调整着叙述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呈现李卫国的言语和行动。短篇小说鲜有写人物命运的，《春风理发馆》是独特的。李卫国作为一个反讽性的人物，完成了作者寄托于他身上的带有讽刺意味的人性与现实的悲剧冲突。

　　经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形式才是艺术的载体。相对于前文提到的作者之前的几篇小说，《春风理发馆》在技巧和风格上有“收”的态势，是否预示着作者在对写作的多种可能性进行探索之后选定了路径？我相信这种选择不是定势，因为作者很年轻，也因为生活很复杂，更因为小说是一团可以朝任何方向照射的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