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思化境界 长歌忆征程——读杨振喜先生所著《枥下集》

　　放置座右又移到枕边的，是杨振喜先生的《枥下集》。

　　我与先生“同龄”。随着一堆堆的“主义”扑天而来，随着一捆捆的口号盖地而去，我与先生相识在1980年代。

　　我不知道他的以往。

　　他当过教师。《津门忆旧》章曾深情地描述过天津他供职的那所中学和那位“高先生”；他参加过“运动”——曾在固安“整风整社”；他很早就当编辑，《编教材那点事儿》记述了一段特殊的编辑生涯；他多次下乡，随社会强力而飘飘落落。

　　1986年的某月某日，我见到了这位蔼然长者，历史迫使我们都以青春的名义投入工作，我们不得不以“社会”的定语下而“同龄”。他必须忘却1960的饥饿，忘却“不黑不红”的烙印，忘却朋辈之间的悲欢离合。他主政《文论报》，不以物喜，不受官诱，殚精竭虑，心无旁鹜，仅二三载，便将其建设为中国三大文艺理论评论中心。今日回想，他在观念上的包容有《新青年》编辑风范。王蒙曾对我说，“很多很好的文章和很多很不好的文章都在你们报上”，窃以为这正是主编应持理念和办报之唯一正确的方针。他在管理上勇于担当，提携后学，鼓励我们青年编辑要同时成为专家。他在生活上对我多有关照，这使我永远不会忘怀。那时节，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在《文论报》的版面上激烈抵牾，数不清的好声音通过电话和信函日日飞来，调张三调李四去做官的考察，隔三差五……在工作紧张、充满友情、彼此信任的氛围中，消逝了我的年轻时光。我敢说，随着社会“官本位”意识的淡化，“《文论报》文化现象”将做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而凸显于社会，而“杨振喜”这个名字，必定是这一课题中值得大书的华章。

　　杨先生是孙犁研究的海内权威，在当代文学的其它领域也多有建树。我的资历和学养，对杨先生本不敢赞一言。写了以上几句，是因为我在《枥下集》里，又看到了那个岁在盛年躬耕文论的先生。

　　不发斩钉之论，以叙记带论议，扼要点出，以自悟助他悟，是《枥下集》议论方面的一大特色。依体例，《枥下集》应是一本散文集，但书中各篇风貌不一，读该书的议论部分或议论要素，我常常掩卷深思，这便将此书“读厚”了；我又常常记上几笔，得出我的看法，这便又将此书“读薄”。而先生并未说那么多。你看那篇《大人物陈伯达》，作者只是平淡地记叙了陈的“罢宴”、“起草‘六十条’”、“执笔《九评》”等等，读者读至此处，可能还要加上陈伯达“九届二中全会”之后的事。这些事若不管“情境”、“语境”地加在一起，则无法认识陈。加上若干个“境”，即时间、地点和条件，则会得出对陈的历史唯物论的看法。这看法也许依每人的“前理解”之异而呈现多义性和多元性，但这样难道不更好吗？联系到恩格斯那个著名的“平行四边形”原理即历史合力论，读《枥下集》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枥下集》中的论说部分或论说要素的特点，正是散文(不是论文)所极为合适的方法，杨著因此而极具思想性。不独《陈》文，该书所辑《编教材那点儿事》《“文革”轶闻》《段生走了》等篇章，都或隐或显地传导出作家对文章“思想性”如何表达的自觉追求。非晚生强拉硬扯，读着这样的文字，我常常想起1980年代那个仁厚、包容的杨先生，他的处事、他的政务、他的编辑方针……。“文革”及其之前的那些事，决非几打“纲领”就能说情；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于包容——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人看事，并依此决定弃取。

　　以神统形、情中有理是《枥下集》的另一特色。《枥下集》的《域外走马》《文化行旅》等单元的文章，构建了一座座从美的形式到情感意绪的桥梁，这是先生独具个性的审美体验。大概1990年代以降，生出了“文化散文”一说，笔者至今不明其本意。但起码有一个规定性是这样：作者所写自然之象，都已经“人化”了，如泰山；至于人文之象，就更不用说了，在人文的堆积物上着笔，实在有增减失据之险。尚且，在一个全面而综合开发人的五官感觉的时代(信息化社会)，用汉语写景又很难“出彩儿”。先生的游记，托出了这样一个《枥下集》独有的意境：在主体一方，情与理统一为意；在客体一方，形与神相谐为境。作者的工作，全在于这个“统一”，这个显露杨氏心灵的统一。在《普希金故居》里，先生让我们与他一起缅怀他的同学，同时又重温着普希金；在《感受富士山》里，先生委婉地批评了徐志摩；在《过壶口》里，先生在壮美的瀑布旁“画上”了一个合影讨钱的老汉；在《莫大》里，先生又想起了他的同学……先生在《枥下集》里所营造的意境，时而高远，时而入世；有豪放之呼，有凄婉之赋。这里所抒发的，是一个学者的情思，一个思想者的感喟，而记中有“我”的特色，则是中国文化散文的一道美的风景。

　　或主动出游，或跟团旅行，“退下来”的这些年，杨先生走了不少地方。这是一个“美的历程”，一个审美和品评艺术的历程，于是有了《枥下集》里那些颇具深度的美学议论。这些议论夹杂在游记、散记的体例里，夹杂在对“情境”的述说里，恰好使它有血有肉，既充实又灵动。例如，先生对一本书法论著点评说，“对书法的美学思考和对书法的理论研讨有时还缺少贯通，特别是中外文论也不配套，有生搬硬套，牵强附会之虞”。(《黄绮先生印象》)这真是一语中的。先生深知，做书家难，做一个书论家更难。这需要深湛的理论功底(而理论又须是多学科的)，需要用从作品出发“注经”式的而非构造体系式的评论视角，需要对具体专业美的具体形式有深刻的了悟，需要融会贯通并体现为新的表达形式(它亦须是艺术品)，甚至需要有过“体验”的经历(如写小说评论写过小说更好)。先生深谙此道，更勇于实践。依我揣摸，先生品评书法和建筑的那些高论，若没有三五年专业研究的功夫是发不出的；依先生谨严的治学态度，即使有所想也不会示人的。你看那段借画家之口对中国美术重视基功和现实主义回归的呼吁(《走近列宾》)，多象一位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把脉。它相当准确地抓住了自1980年代末至今中国美术“文化”太多，“艺术”太少，美术活动家太多，美术家太少，“主义”太多，技艺太差的病灶。你看那篇《车尔尼雪夫斯基》，它廓清了美学界(大多是没有创作实践者)对车氏“美是生活”这一伟大命题的误解，谈了许多关于生活与美的创造的辩证关系。他通过评论车氏强调了“回忆”在美的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回忆”就是想象、“回忆”就是虚构、“回忆”就是也不可能不是对既有事实的典型化和理想化。青年作者如能从杨先生这篇文章中想开去，他的议论便是一个培训作家的教学大纲。在殷墟、在西安碑林、在沈园、在兰亭、先生在极度商业化的氛围中独发思古之情，并以书法“门外汉”的自谦写下了《枥下集》中的多篇议论。我以为，先生一路品评，所“耿耿于怀”者，是“文”与“字”的关系，包括他在沈园对集陆游字的小议论。书法作品，于欣赏者而言，也许第一重要的是线条，是形式美；但伟大书品，永远是文章内容、布局谋篇、即时心境等与书技的统一，也就是书家美的心灵的外化，而非写字匠的模仿。行文至此，我突发其想：我愿把《枥下集》里的美学议论称作“美学行吟”——他带着情感、带着“即时心境”，带着小周边和大周边的环境，受着可感悟的启发……它也许不如美学那样严谨，但对于读者，其适用性肯定会更强。

　　有许多年未与先生直接共事了。读《枥下集》，如同听先生教诲。他在书中，写了顾随，写了詹瑛，写了裴学海、雷石榆、黄绮……大多是晚生无缘谋面的文坛巨匠。我有幸识得先生，并在其领导下工作八九年。做为文化传承的一环，我愿意将先生宽厚的胸怀、宽广的文化视野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学到手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