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河北乡村小说概观

　　在这篇文章里，我之所以放弃“农村”、“乡土”惯用的说法而采用“乡村”这个概念，因为乡村较之“农村”更具动态性、包容性和可变性；而“乡土”中的“乡”，则是“土“的定语，实际上强调的是一个“土”字。所以，农村和乡土，凸显的是农村、乡土与城市之间的差异，即区别和分离状态，也就是说，在传统意义上，农村与城市之间，完全是两个泾渭分明的相互分离的世界 ，不仅物质方面如此，在精神、习俗上也各有各的独立性。在二者分离的情况下，农村更多地在延续着传统，而城市则在改变着传统。如今，随着乡村的城镇化进程，城乡之间正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改变，乡村引入城市资本，而大批农民工进城，城乡一体化是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

　　但就文学的状况而言，乡村小说的数量和读者都在减少。这种状况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因为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乡土小说，像沈从文描写的湘西世外桃源般的乡村，已经成为历史。总之，乡村小说正在发生着变化，河北也不例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河北的长篇小说曾出现过一个高峰期，直至世纪之交，农村小说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而新世纪十年间的河北乡村小说，更能体现我所说的“乡村”的特点。所以，我在这里要谈的河北乡村小说，只限于新世纪十年中出现的作品。

　　虽然，河北的小说创作，从创作方法上看，已不再是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以刘建东、李浩、刘燕燕为代表的先锋作家，即便在先锋作家纷纷回归传统的趋势下，刘建东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先锋性；而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的作品，他们所坚持的，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了；从城乡关系上看，这十几年间的河北乡村小说，书写的也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生活，而是与城镇发生着这样和那样的联系和纠葛。从作品数量上看，乡村小说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并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河北新世纪的乡村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展现半个多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乡村在物质条件、人的命运的翻转和人际关系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李祝尧的《世道》，199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本世纪初，根据小说改变成电视连续剧《乡里乡亲》。修订本于200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字数由初版的六十多万字压缩到四十多万字。《世道》的独特认识价值，就在于作者集中笔力揭示了人的命运与世道的关系。何谓“世道”？就是特定的社会生活、社会风气与人们的生存状态。世道的好坏，取决于它所奉行的“道”，道不同，则世道不同。人的命运也就因世道的不同而不同。主人公石大夯是当年办合作社的带头人、省劳模、东堤下村的支部书记，其命运同样被“世道”所左右。比如在“四清”中受人诬陷被定为“坏分子”开除党籍，对于命运如此巨大、如此突然的逆转，石大夯既无精神准备，也实在难以承受，但世道使然，又必须去面对，去承受。康志刚的《天天都有大太阳》中的李连春，在村里当团支书时，因为精明能干而受到村长刘囤的压制和排挤，被迫进城另寻生路，经过十多年的拼打之后，又弃城回乡当村长。在他的带领下，经过五年努力，一个昔日被称为“胳肢窝”的柏树庄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新农村。假如没有改革开放，李连春就没有进城拼打历练的机会，而只能在村里受刘囤的压制；如果人们的价值观念没有得到改变，对他的带头致富和由此所表现出的才干也不会被认可并赢得乡亲们的信赖。还有白玲玲，她上学时因为与老师的“师生恋”被迫辍学，无奈之下嫁给一个丑陋木讷的男人，却因为她的漂亮长期被刘囤霸占，直到刘囤手中的权力被李连春所取代，她才得以摆脱刘囤的掌控而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和自由。在这里，柏树庄在物质条件和生存环境方面的改善，人物命运的翻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掌权人的变换(权力转换)，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乡村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写照。唐慧琴的《牵牛花》，年轻时的王珍珍因为与时任村支书的何长山真心相爱而逃婚。但在生产队的体制下，他们却无处可逃，更被恪守传统道德观念的村民视为大逆不道，连他们的家人都认为这是做了伤天害理的天大的丑事和丢人的事，因此被千夫所指。而无处可逃的珍珍，只能藏在何长山姐姐家的地窨子里长达三年之久。今天看来，似乎太过传奇色彩，但在那样的年代，无路可走的珍珍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躲避婆家人的搜找。何长山也因此被免去了支书的职务。直到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之后，何长山才与当年被母亲以死相逼成婚的大凤离了婚，珍珍才从地窨子里走出来重见天日，并与心爱的长山结为合法夫妻。何长山也得到人们的信赖并重新当选村支部书记。

　　然而，变化了的现实又是相当复杂的，那些因改革开放而时来运转的人物，在掌握了权力之后又被权力所异化。关仁山《天高地厚》中的荣汉俊，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人生哲学是：“男人要想活出个人样儿，就得有权有势，权势还要有财力做后盾。”为了保住权力，他艰苦创业；为了保住权力，他以行贿的手段控制乡党委宋书记，甚至不惜利用女儿鲍真(私生女)的色相来讨好宋书记的小舅子冯经理；为了保住权力和维护自己的声誉，拒不承认舍己救人的好少年是自己的私生子；为了保住权力，借稻田污染事件和重新划分承包地来打压自己的竞争对手。在他身上，精明与能干、阴毒与狡诈、正义与邪恶奇妙地交织在一起。所以，曾镇南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这样评价荣汉俊：“正是在这一人物的性格内涵中，凝聚了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族等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中国农村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全部复杂性，几乎尽展在这个人物的行事和谋事的心机里了。”

　　第二，历史转型期的现实变化，不仅改变着人们的命运，也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和精神。比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认为“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而改革开放之后，“人心思富”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理想和心态，在柏树庄，在木庄，万元户令人羡慕和向往，而贫穷则被人瞧不起，在村里没地位。胡学文的中篇小说《飞翔的女人》和《麦子的盖头》所揭示的，是偏远乡村女人人格意识的觉醒。“盖头”是婚姻的象征。麦子的丈夫马豆根输给老于一万六千多元，以麦子作抵押，并写了“契约”。老于谎称马豆根病在外面让他来接麦子，到老于家后，他拿出契约让麦子看。麦子不认可这“契约”，并将它撕了个粉碎。她愤怒地想：“就算她有千般的错，他也不该把她作为赌注，她是他的女人，不是一件破褂子。”所以，她尽管觉得老于是好人，但她不愿以“抵押品”的身份和老于生活在一起。后来，她之所以决计离开丈夫投身老于，因为这是她彻底看清了丈夫的不可救药后的主动选择，而与马豆根和老于之间的输赢已了无瓜葛。《飞翔的女人》中的荷子，在寻找丢失的女儿的过程中却被人贩子拐卖，之后又因寻找人贩子弄得家徒四壁，丈夫离她而去，但她仍要坚持寻找，直到把人贩子绳之以法才罢休。荷子寻找女儿，是母爱的表现，而寻找人贩子，出发点不是想和坏人坏事做斗争，而是要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人格意识的觉醒才是她历尽艰难进行寻找的精神动力。

　　然则，精神、观念的变化，较之物质的富裕和命运的翻转，显得又是那样缓慢和艰难，甚至出现了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下滑和混乱。关仁山的长篇小说《白纸门》在现实和历史、现代和传统的纠葛中，通过对疙瘩爷、大雄、麦兰子等形象的塑造，指出在这个历史转型期和物欲膨胀的时代，人万万不可迷失自我，要保持人之为人的尊严。同时也让我们感到，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上的富足，农民还势必要经历一场艰难的精神解放的过程。康志刚的短篇小说《醉酒》，在“醉”与“醒”、意识与潜意识的转换中，塑造了秦小毛这个“富裕的贫困者”形象。喝醉酒的秦小毛，敢于骂村长，而酒醒后的秦小毛，则为自己的“骂”而胆战心惊，并低声下气地登门道歉；在经济上已经跻身于村里富人行列的秦小毛，在精神上因为官畏惧心理作祟又像阿Q一样自轻自贱。秦小毛精神深处的自我矛盾，说明农民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精神上必然要经历一个蜕变、转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相对于物质脱贫而言，则更加艰难而漫长。郭松发表在《长城》2012年第1期的中篇小说《叛徒》，描述了因金钱至上所导致的是非不分、善恶颠倒的一幅人性集体变质的可怕图景。鲍豆庄在村主任的带领和鼓动下非法炼地沟油多年。记者前来暗访，“我”说出了实情，就被村人视为“叛徒”。这部中篇所描写的，就是村人对他们眼中的“叛徒”“我”，进行“集体施暴”的过程。由此所表现出的人性之恶，惩罚手段之多样和残忍，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其非理性的疯狂与40多年前那场文革风暴，竟然何其相似乃尔！看来，政治迷信可以扭曲人性，而对金钱的过度迷恋与追求，同样能把人异化为非人。与此相关的，还有胡学文的《嫌疑》和康志刚的《敬酒》中所描述的当今农村普遍在的“敬恶”现象。

　　第三，河北新世纪的乡村小说，展现出在历史变迁中，城乡之间在物质层面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而在文化、习俗、观念方面却又相互排斥相互对峙的复杂情状。阿宁的《米粒儿的城市》(原载《北京文学》2005年的8期，当年的《小说选刊》第10期予以转载)，写女孩米粒儿来到她向往的城市，靠“贵人”的帮助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在感情上却受到了欺骗，最终被城市所拒绝。米粒儿是个美丽、单纯、知恩图报的少女，这既是她能在城市立足的资本，也是她上当受骗的原因。她能在城市过上富裕的生活，是因为有“贵人”的帮助，但这“帮助”恰恰是为她精心设下的圈套和陷阱，于是她的“真情”成了他人进行利益交换的“商品”和手段，使这个清纯少女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银行行长的情妇。米粒儿向往城市，但她最终却被城市所抛弃。米粒儿的不幸遭遇表明，在乡村与城市的对立和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要想真正进入城市并被城市所接纳，则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甚至会付出代价。

　　胡学文的《极地胭脂》写的是城乡之间的对立和互相渗透体现在人物情感上的矛盾状态。唐英之所以能在这蛮荒的极地留下来，是因为她觉得与城市相比，这里更有她的用武之地，所以她放弃了回城的机会，然而在情感深处和在文化层面，她又与这里的人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尽管她深知杨疙瘩对自己的爱，她对他也没有反感，然而她却不能接受他的爱。相反，她知道蝈蝈肚并不爱她，每月来一次只不过是来向她要钱，她却甘愿与这个没有正当职业却拿着她的钱在城里吃喝玩乐的无业游民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工作上的出色表现和情感上自欺欺人构成了她的内心矛盾。唐英的内心矛盾，是城乡之间既相互接纳又相互保持着距离的体现。

　　第四，河北新世纪许多乡村小说，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揭示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由此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一、土地问题关乎到农业现代化的成败得失。关仁山的《麦河》，康志刚的《天天都有大太阳》主人公都经历了离开土地复又回归土地的奋斗历程，由此揭示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前景和土地之间难以分割的联系。曹双羊经历了厌恶土地、离开土地又重新回归土地的过程。离开土地的曹双羊，为发财而不择手段，差一点身陷囹圄；而回归土地之后，精神上则发生了新的蜕变，他的诚信赢得了乡亲的信任，通过搞“土地流转”，实现了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经营，也使他的麦河集团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了国内外市场。从这个角度说，土地既是物质性的，也是精神性的。二、农民与开发商因土地问题引起的矛盾，甚至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和对抗。唐慧琴的《牵牛花》，徐广慧的《运河往事》，胡学文的《秋风绝唱》《逆水而行》，何玉湖的《是什么使我们幸存》等中长篇小说都涉及到了这一问题。这里有几种情况，一是乡村干部从家族利益出发，由于承包田的好坏搭配不合理的状况得不到解决，引发了家族之间的矛盾，相反的情况则是通过重新分配承包地打压村民，或谋私利，或打击报复；二是城市资本与乡村权力“合谋”，借“开发”之名，廉价地圈占农民的耕地，严重地侵害了农民的合法利益。这种情况最为普遍；三是一些地方政府为显示政绩，占用土地修建所谓的“形象工程”。三、农民的命运，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包括爱情都与土地以及对土地的态度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比如，李连春和拴保这对好友之间所发生的误会及其感情纠葛，其根本原因就是因对待土地的不同态度所引起的感情纠葛和误解。在《麦河》中，曹双羊事业的成功，郭富九和曹双羊的矛盾以及最后的化干戈为玉帛，县长陈元庆的被“双规”，桃儿在婚恋上的一度迷失和觉醒，韩腰子、麦圈儿、凤莲的死，都与土地与他们对土地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对土地的不同态度，引发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和婚姻变化。

　　上述情况表明，虽然离开土地的农民越来越多，所谓的“空心村”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但土地问题依然是关乎着农民切身利益和国家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妥善地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化解了农村的各种矛盾。在这里，土地情结还是一种传统美德的象征。农民在物质层面可以告别土地，但在精神上则要有所传承而不能彻底“告别”。

　　河北新世纪的乡村小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问题：

　　(1)河北新世纪的乡村小说数量不少，但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品却少之又少。《麦河》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中，遗憾地与奖项失之交臂。(2)许多小说所描述的，多停留于事物的现象层面，缺乏对现实和人心的深刻洞察和剖析，缺乏应有的艺术概括力。(3)人物塑造上，多写人物外在的言行举止，而对处于特定情境中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即对人物彼时彼刻微妙的情感和心理描写不够细腻，多数作品缺乏人性的深度和精妙的细节。(4)许多作品在情与理的有机统一方面存在着缺陷：有的理胜于情，而有的情盛而乏理。艺术作品应该是情中蕴理，而理在情中，二者应混化如一。(5)叙事上，讲述故事和过程多，致使作品给人“胀满”的感觉，而在关键处又显得笔墨不足。(6)河北的乡村小说以写实为主，近年来关仁山等作家则在写实的基础上增加虚幻、想象的成分，如《麦河》中写瞎子具有和死人对话的特异功能，还有那只有着神奇记忆能力的百年老鹰。有些论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我却觉得《麦河》所设置的虚与实两条线索，实线太实，虚线太虚而近神奇，特别是在由实到虚的转换中给人突兀之感，显得生硬、不够自然，其中写那只老鹰竟然能一字不差地记忆歌词就令人难以相信。(7)语言上，一般性的叙述语言较多，缺乏个性色彩和艺术的味道和感染力。(8)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所导致作品的速成、粗糙而欠精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