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教育的目的
什么是大学教育?这本来是一个很难置答的问题。不过我们从大学的起源看来,很可得到一点他们目的的大概。《礼记·学记》篇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示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个“大成”的时候,大约算是大学毕业了;但是我们看他从离经辨志以至去类通达强立不反,所要求的以立身行己之事为多,而学问求知之事为少。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古代的大学,人格教育重于求知的教育,这可以见得我们古代大学教育目的的一般了。西方大学制度,起于中世纪的末年。其时欧洲各种行业相继发生,讲学的人也不能不聚在一起,一面传授学术,一面自图保卫。讲学和求学的人聚集多了,他们的势力也渐渐扩大起来,于是他们的团体便叫做University,意思是学者的行业;他们的教员叫做Professor,意思是精通某项学问技术的人;而他们的学生,学成之后叫做Bachelor意思是已经毕业而有做教员的资格。这样,可以看见西方大学的目的,是偏重于学问技术一方面的;至于立身行己一方面,教员学生间的自然感化或者有之,但却不是他们设学的重要目的。
东西两方大学的目的既有这样的不同,我们若能把两方的结果拿来比较一下,自然是极有益的事体。可惜东方的大学,自来没有成为系统的组织,我们现在也无从考察其结果。西方人却本其求智的精神,加以时势的推演,就成立了现在大规模的大学制度。这个制度的好处,是同时可以容纳多数学生;但因它的范围扩大,教员与学生的关系就不能不愈加疏远;疏远的结果,是教员对于学生,但负知识上的责任,而不负品行上的责任。这种情形,在我们初进西方大学的人看来,是很可怪的,但我们若晓得西方大学的历史和他社会的情形,也没有什么可怪的地方。
然则我们可以说西方大学对于学生人格的训练完全不管吗?这却不然。我们晓得在德国、法国,中学的管理皆取极严格主义,所以他们两国的学生,在未进大学以前,于求学行事,都是有了相当训练的。美国的大学,于学校功课之外,把宗教伦理、公民教育等训练也看得极重。在英国则较古的大学如牛津、康桥两大学,都有所谓导师制度(Tutorial System)。他的办法,是中学校聘请品学兼优的学者若干人来做导师(Tutor),学生进校之后,必归一个导师管理,一切求学行事都要受他的指导。这个制度,自然也是中世纪的遗传,但他的一种合学问与做人为一冶,以先生而兼朋友的精神,在现代学校组织中,可以说有特殊的长处。
照上面所说,西方大学的教法,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形式。一是大规模的讲授制,一是导师制,前者是新生的,后者是旧有的。这两种办法,自然不是绝不相容,而且实际上英国的导师制,也不过是大学的一部分—— 一小部分。但这一小部分,在大学教育中,占极重要的地位,是无可疑的。
(二)我国大学教育的失败
西方大规模的大学,算不算成功,姑不必论,我国模仿西方这种办法,办了大学几十年,其结果不能不说是完全失败。失败的原因,除了政局的不稳,经费的短少,学问程度的不够以及外界许多意外的恶影响外,在大学本身至少有两个深入膏肓的病源;这两个病源不去,即使政治清明,经费充裕,大学教育也是没有希望的。两个病源是什么?一是教员对于学生的不负责任,一是学生缺乏研究学问的精神。我们先从第一层讲起。
我们晓得照导师制的办法,教员与学生须当形影相依,有如家人父子一样,这自然是再好没有的了。其次即如大规模的讲授制,教员对于学生,虽不负智识以外的责任,但在本科以内智识上的责任仍是要负的。现在试看我们大学内情形是怎样?大多数的教员,到了时候来上讲堂,钟点讲毕,他的责任即尽于是。学生有无心得,是否用功,他是不暇过问的。每有一科毕业,学生与教员,彼此仍见面如路人的。如此,教员即有天大的本领,于学生的学问前途还有什么关系?至于人格的感化更只有负的结果了。所以我们说教员的不负责任,是大学教育失败的第一个原因。
其次是学生缺乏研究学问的精神。何以见得呢?我们看见现时各处校内、校外的风潮层出不已,第一个疑问,就是青年学生们哪里来这些闲工夫来干这些玩意?你说,譬如最近的沪案风潮,是激于爱国热忱,不得已而为之的,那么,我也可以说,研究学问去培植自己的实力,才是真正的爱国行为。何况哄校长、赶教员,许多学校的风潮,是与爱国绝对无干的。即在没有风潮的学校,我们也很少听见学生与教员商议研究一个什么问题,发表一篇什么著作,我们所常听见的却是要求少看参考书,要求免除考试与要求考试时指定范围。这不是表示我们大多数的学生诸君,并非为学问而学问,乃是为文凭学位而学问吗?既是为文凭学位而学问,那么,有比读书较易而仍可得文凭之道,他们当然何乐而不为?于是乎一阵风潮之后,毕业的便可无试验而毕业,升级的便可无试验而升级了。
在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当然不曾忘记少数的尽心教育和专心学问的教员学生们。他们也能特立独行,不为恶俗病菌所传染。不过在现在情形之下,因学校经费的支绌,设备的不完全,组织的未臻妥善,外界势力的牵引,即使有循循善诱的良师,亦苦于施教无从;即使有孜孜好学的学生,亦苦于求学无所;于是我们的大学教育,遂不能不完全归于失败。
失败的特征,就学术方面言,是我们讲学几十年,不但各种学术的进步不曾看见,即现代新学术的输入及我国旧学术的整理,也还没有做到。就人才方面言,不但成德达才、有守有为的人才不曾造出,就是一才一艺洁身自好之士,在大学毕业人士也不可多见。除非我们说大学的目的,并不在研究学术,培植人才,而只在发出一些文凭学位,为学生作晋身的敲门砖,我们的大学教育不能不算是失败。
固然,几十年的光阴并不算长,我们拿来判断一件事的成功与失败,未免早计一点。但拿现在的现象推测将来的结果,我们能说他有什么成功的希望吗?古人说得好,“朝跻于西,崇朝其雨”,又说“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我们看见了下雨的征候,再想一点御雨的方法,大约也不是过虑罢。(《现代评论》第2卷第39期,1925年9月5日)
(摘自《民国思潮读本》,田晓青主编,作家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