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精神高原的女军人

　　王宗仁是一位有独特生活经历的作家，在他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藏地兵书》封面上赫然写着：“一个上百次穿越世界屋脊的军人，一个把生命化作青藏高原一部分的作家。”他正是以这种经历为文学资源，创作着亘古不变的青藏军人的故事。作者倾注心血给我们反映的高原军人那些苦涩而乐观的奋斗、深重而悲壮的献身精神，成为军事文学中很靓丽的一道风景，长留在人们的记忆和思考中。其中，女军人攀爬精神高原的超拔魅力更有动人处。难怪有人说这是一本张扬女兵风采的书。

　　阅读散文里的人物时，首先拨动我们心弦的不是像小说所展现的纷纭复杂的人生画面，而是人物一颗赤诚、聪慧的心灵。我们常说散文的美美在思想，就是说作者从字里行间折射出来的这种情感深度、生命力量具有思想智慧之光。《藏地兵书》里的女军人，都是些高原上极其普通的人，医生、护士、通信兵、干事、排长、文工团员，我还要特别加上军人的妻子，因为她们是站在军人身后的无名英雄。在这本散文集里常常会看到军嫂们飒爽英姿的身影。“这些女军人走进队列里，你根本分不清哪一位是她。生前如此，死后更是无声无息地躺在荒野里，军营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她们的名字。”越是在普通人身上开掘出来的崇高，越能引起共鸣，越能传递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雪山无雪》里那五个离开内地才一年的通信兵，高原上的烈风暴雪还没有来得及把她们那“白皮嫩肉的脸膛镀成紫赯色”，她们在一次执行护线任务时被罕见的暴风雪困在等候汽车的路边，变成“五个洁白的雪堆，五个十八岁献出生命的女兵，身旁放着滴水不剩的水壶，还有腾空了的细细长长的干粮袋”。从此，这里有了一个新的地名：五女峰；《女兵墓》里那个随军车进藏的女卫生员，在暗藏的叛匪用杈子枪瞄准一车的士兵时，她像黄继光一样“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抱住了那支杈子枪，死死地抱住了”。她用自己的生命救了一车战友，可是她几乎什么都没留下，“没有姓名，没有籍贯，没有遗嘱”；《太阳有泪》里那位兵站站长的妻子李琴，她把自己的人生命运跟高原军人融合在一起，高原因为她的到来增加了人性的温暖。“李琴是常驻五道梁兵站的第一个汉族女人，她的出现，给这片蛮荒的土地带来了亮丽的云彩。这绝不是夸张：从此，这个干渴、寂寞、单调的世界有了色彩。人心扬起了风帆，车轮鼓起了春风”……这些女军人在特殊的时刻，以特殊的选择，诠释着人性的伟大和生命的意义，彰显了时代精神。诗人李瑛在读了王宗仁的《唐古拉山和一个女人》等散文后写道：“那位在温泉兵站上工作的炊事员大姐，她离开高原之前最后一次背冰时那种恋恋不舍的感情就非常真挚而淳朴，作者说她背上的水桶就是压在身上的一座山，她也要背起来。这很真实，十分感人”。

　　据我粗略地统计，在《藏地兵书》里出现的包括女军人在内的坟墓，大约有20多座。这些坟墓都很特别，有的是用冰块和冻雪垒在终年积雪不化的雪山下，有的是用带着根须的黏土垒在无人区的莽原上，还有的更简朴：一个土坑、几锹黄土就是女兵们永久的归宿地……解放初期以至“文革”之前，青藏大地的艰苦、闭塞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作者在散文《女兵祭》里这样颂扬一位献身高原的女兵：“藏北高原被圣洁的冬雪覆盖着，你把自己沉入泥土已经十多年。触摸你的脉搏、血管，还在微微颤动。你把热血给了另一代人，骨骸矗立成一座丰碑。你永远活着，还是当年那个年轻的十八岁。在你的坟头找不到死亡”。

　　生与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带有悲剧性的死亡则是文学最沉重也最能撞击心灵的内容，奉献和牺牲是军人精神品格中最令人感动的部分。王宗仁散文中女军人万死不辞的品质悲壮而美丽，所以我要说，青藏高原那一座座女军人的坟墓，虽然简朴，有的甚至已经被岁月荡平，但那是丰碑，也是支撑共和国的一块不朽的基石。对于如何看王宗仁作品中写到的屡见不鲜的死亡，他在2005年第1期《解放军文艺》发表的与王瑛对话《人与一片亘古的高原》中讲道：“在青藏高原，死亡成为了一种力量，一种让活着的人为了好好活着而格外坚强的力量。我写青藏高原，如果离开了死，就是离开了高原军人最闪光的心灵。我写他们悲壮的死，也写他们死时留下的诸多遗憾，写死是为了生，是为了还活在那里的人能够活得更有价值。一个既珍惜生命又不惧怕死亡的人，他才能永生。我的作品不曾回避死亡，最终我和读者都意识到在青藏线上，最可贵的其实是高原军人面对死亡的那种万死不辞的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