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故纸堆的文学史写作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

　　走出故纸堆的文学史写作

　　上世纪90年代，钱理群的脑中就有一个梦——写一部广告书话，按时间排列，显示文学史发展的线索。时隔多年后，钱理群与吴福辉、陈子善一起，共同着笔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今年，该书最终完稿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近日，“《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暨文学史写作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钱理群、吴福辉、陈子善、陈平原、孙郁、程光炜等结合该书的写作探讨了文学史写作的诸多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共分上中下3卷，总计65万字。作者匠心独具地选取文学广告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材料，采用编年体的结构模式，在文学生产与流通的交汇点上重新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会专家认为，该书从广告的角度进入编年史，同时还带有学术史的眼光，使得编年史和学术史两个体例相互对话，不仅让这套书走出了通俗读物的限制，更开辟了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集中体现了钱理群所提倡的大文学史观。他认为，这套文学史的写作特别关注现代文学与“四大文化”，即出版文化、教育文化、学术文化、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还从多个侧面描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大量对作家生活细节、生平交往的描述，体现了现代文学与文人传统之间的相互促进。吴福辉谈到，比起传统的文学史，大文学史观有着更广阔的文学和文化视野，它突出呈现的是文化史中的文学史。

　　与大文学史观同样重要的是本书所采用的“小视角”。它从广告的角度切入历史，试图通过呈现广告与广告背后的故事，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侧面。程光炜从这个角度出发，将其定义为“小文学史”。他说，“传统的文学史主要是进行归纳和提炼，而小文学史则代表一种文学现场的存在，这套书算是小文学史实践的一个成功案例。”吴福辉认为，该书的写作是以读者的接受角度为切口进入的，强调读者的参与、互动，呈现了一个即时而生动的文学现场。孙郁也认为，这套文学史中有很多有意思的广告史实，也呈现出了一种文学现场本身的复杂性。书里面的东西看起来虽然枝枝蔓蔓，但与整个文学史的主干是相关的，有血脉相连之感觉，所以它不再是作家作品的孤立描述，而有了人文地图感。

　　与会者还谈到，在文学史的叙述方式上，该书注意以“文学”的方式写文学史，即强调个体生命的存在，强调个体对文学史的投入，通过感性的叙述展现具体的历史语境，重视文学史发生学上的感性瞬间，凸显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充满细节描写和生命气息的文学史，与其他一些过于“技术化”的文学史有着明显的区别。　(行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