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新不可或缺的文化自觉

　　文艺史家史仲文的文集《文化无非你和我》(新星出版社2013年出版)虽然涉及面广，但对中国艺术精神和中国文化的精髓的总结和思考还是很深入的。其中，史仲文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的一些思考可谓发人深省，启人深思，表现出了中国当代学人在文化创新上不可或缺的文化自觉。

　　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正由赶超的模仿和学习阶段逐渐转向自主的创造和创新阶段。在这种历史转折阶段，中国当代学人应有这种文化创新的文化自觉即中国当代民族文化的创造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世界的。那些将中国当代文化当做一个封闭自足体并陶醉其中的人无疑是井底之蛙，必将为人类文明发展所抛弃。在世界当代文化发展的格局中，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要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并推动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这就是说，越是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独特贡献的民族文化，越是世界的。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创造不可或缺的文化自觉。美国当代文艺理论家韦勒克认为别林斯基与那些堙没无闻的敌手不停的论战每每损害了他的文学批评。(参见《近代文学批评史》第3卷，韦勒克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页。)这是很不准确的。文艺论战不仅可以激发和活跃文艺批评家的思维，而且可以丰富和补充文艺批评家的思想。在文艺论争上，中国当代文艺界在各种利益群体中缩手缩脚，不敢积极参与文艺论战，而是尽量绕开这种文艺论争。结果，中国当代文艺界不少理论分歧被掩盖了，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解决。那些歪理邪说在没有抵制和批判的情况下到处流行，甚至泛滥一时。史仲文没有回避激烈的文艺论争，而是积极挑起和参与这种文艺论争。史仲文不但整体地把握中国文化，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尖锐地批评了那些阉割、歪曲和片面之论。史仲文尖锐地质疑学术明星于丹肯定所谓三八二十三的禅宗公案并认为这则公案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髓，认为所谓三八二十三的禅宗公案的要害在于相信无赖，纵容邪恶；质疑于丹肯定武侠小说、武侠文化并以武侠小说、武侠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精华，认为武侠小说虽为中国独有，却不是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也不是中国文学中最优秀的。武侠小说、武侠文化的致命伤就是反生命价值、反法治和反科学。因此，史仲文认为无论是所谓三八二十三的禅宗公案，还是武侠小说、武侠文化，都不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在这个基础上，史仲文梳理出了中国文化的六大优秀传统。对鲁迅、周作人、胡适、萨孟武等人所指出的中国人有一种热爱和颂扬流氓倾向这种文化现象，史仲文进行了深入的解剖，探寻了这种劣质文化产生的六大原因，认为根本在于世间有比流氓与暴力更坏的东西。英明的唐太宗李世民不得不在玄武门政变中夺取政权。中国传统政治是默认这种逆取而顺守的权变的。但是，这种逆取一旦失控，就会造成政治和文化的流氓化。这大概是很多中国当代学人所没虑及的。史仲文的这些思考和探寻不仅关乎中国当代人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关乎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方向，充分表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

　　史仲文虽然积极挑起和参与文艺论争，但他没有在文艺论争中哗众取宠，而是追求真理，积极超越和化解一些理论分歧。史仲文在把握中国现代文化上的三种文化人格时没有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一些分歧带入当代文化生活，而是在当代文化发展和创新的基础上把握和解剖这些文化名人。一些中国当代学人喜欢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巨人胡适、鲁迅和陈寅恪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判断，提出告别鲁迅、回到胡适等等不一而足的口号。他们认为“鲁迅还不能代表‘五四’的全部，能够比较全面地表达和代表‘五四’精神的，毋宁还是胡适”。提出回到“五四”，重新起步，坚决走胡适所代表的方向。这显然不是中国当代学人应有的现代文化心态。在《三位文化巨人的三式人格》这篇论文中，史仲文提出鲁迅、胡适、陈寅恪这三位文化巨人分属三种文化性格，即鲁迅是批评人格，胡适是自由人格，陈寅恪则是学术人格。这三种文化人格的划分是否准确，是可以商榷的。可贵的是，史仲文没有在这三种文化人格中进行非此即彼的判断，而是认为鲁迅、胡适、陈寅恪尽管文化性质差异不小，但在独立人格这一点上是没有区隔的；在自由意志这一点上，也是相互通然的；在追求现代文明这一点上，确实是殊途而同归的。故而，当今的中国，既需要鲁迅，也需要胡适，还需要陈寅恪。现代文明人，尤其是21世纪的年轻人不但要学习和借鉴鲁迅、胡适、陈寅恪，而且要学习和借鉴其他伟大人物。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前贤，开创未来。这是颇富远见的。对于正在转向自主创新和创造阶段的中国来说，中国文化人不应固步自封，而应海纳百川，在创新的基础上综合，在综合的基础上创新。中国当代文艺界总结历史不是回到过去，甚至增加和扩大分歧，而是化解和超越以往的分歧，站在新的起点上更好地前进。

　　近20年来，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有人不断地提出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这种似是而非的口号。可是，这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成果寥寥。史仲文在总结中国艺术精神时所概括出来的一些颇有价值的文艺理论成果绝不过时，根本就不需要现代转换。史仲文认为，在中国传统艺术中，可以有不与善直接发生关系的艺术品，但没有与“善”产生冲突的艺术品。艺术风格可以不同，艺术标准可以不同，但只许为“善”，不许为“恶”。中国人论艺术，艺品、人品是不可分的。自然，人的品行和艺术不一定全然一致，尤其不能互相代替。但是，正如清人王昱所说的：“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虽然人品不等于艺品，但这正大光明之概，必不属于蝇营狗苟之辈。蔡京、阮大铖、严嵩等人虽有才情，但因人品低劣，所以行走不远。史仲文强调的这种中国艺术价值论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仍然很有价值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新不能完全脱离这种民族文化传统。中国当代艺术界有些人热衷于推崇大节有亏的作家汪精卫、周作人、张爱玲等人。这大概是物以类聚吧。如果这些人暗中把玩，还可以容忍。但是他们不甘寂寞，而是明目张胆地鼓噪，就有些欺世了。这显然极大地违背了中国艺术精神。史仲文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总结，尤其是对人品与艺品这对范畴的辩证把握，无疑能够起到匡正世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