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及其《大堰河——我的保姆》

　　七月派是指围绕着《七月》杂志崛起的作家群体，核心人物是胡风，作家则以新人为主。《七月》如此命名，一为纪念“七七事变”，《七月》崛起于抗战时期，成长为抗战时期最为重要的文学刊物之一；二为了纪念鲁迅，鲁迅可谓《七月》的旗帜。《七月》固然为同人文学刊物，但其实有政治诉求。它在国统区创办、发展，一方面与国民政府斗争，另一方面与其他左翼阵营亦有竞争。1949年之后，延安接管全国，虽亦给国统区、沦陷区文化人较高政治地位，但他们毕竟只是统战对象。同时，在国统区与沦陷区工作的共产党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处境也较为艰难，“胡风集团”事件、潘汉年事件等即是表现。

　　《七月》一旦成派，处境会相当危险。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们若守谦、守雌，或可无虞，一旦进取，甚至写了《三十万言书》，各种矛盾遂激化。胡风知进不知退，他个人才华横溢，但在几次具体处境之中，将局面弄得一团糟，人事关系亦未理顺。胡风能与少者处，但不能与长者和同龄人处，他会做“大哥”，但不会做下属。

　　左联时期，胡风即与周扬交恶，二者皆试图争夺文艺界领导权。他们都是理论家，皆有指点江山之势，周扬所恃者乃延安，胡风所恃者是鲁迅与在国统区的部分共产党领导，二者就实力、才学等论旗鼓相当。抗战伊始，要以团结为主，应以大局为重，内部宗派主义斗争会削弱整体实力，故两派争论逐渐得以调解、缝合。但此次争论，后患无穷。“胡风耿直”，非但不能随缘消旧业，反而四面树敌，至于之后处境日益艰难。

　　创办《七月》，乃胡风在国统区继续斗争的具体实践。胡风志在革命，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几经抉择，文学是其参与革命的途径或方式。胡风以《七月》杂志为平台，做编辑，又做评论家，发现、培植了一批新人，发表了一系列新的作品，或有与周扬分庭抗礼之意。《七月》派作家群的崛起充实了文坛队伍，也改变了文坛的结构。艾青、丘东平、田间等皆得到胡风的培养与扶植，他们在《七月》上发表文章，胡风为他们写评论，向社会推介，并将其编入《七月》文丛。之后《七月》停刊，《希望》创刊，大致是延续了《七月》的思路，路翎、舒芜等则在彼时崛起。但福兮祸兮，委实难说，昔年文坛新秀，一朝竟成了阶下囚。

　　艾青(1910—1996)，毕业于杭州国立西湖艺术院，学习美术，之后赴法国留学，学习油画。归国之后，艾青在上海与江丰等从事左翼美术运动，不慎被捕入狱。彼时，文艺政策过于严苛，刚从法国回来的小年轻，思想左倾，应不是大过错。若宽以待之，或无大事，然而一旦将其关进监狱，艾青必然成为坚定的反对派，由其以艾青为笔名可证。艾青本名蒋海澄，某次写他自己名字时，写至“艹”字头时，忽忆起蒋介石之蒋，遂在“艹”字头下面打了个“×”，于是因而用之，遂以艾为姓。给蒋介石打叉，成了艾青生平之志。艾青在监狱中作了几首诗，颇获好评，出狱之后逐渐放弃油画创作，反而成了诗人。恰是应了那句话“家国不幸，诗人幸”，诗人艾青的能量得自于抗战，他以诗歌写出了战时平民的艰辛处境，吟唱出抗战一代人的心声，也激励了民气，故引起共鸣。譬如《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写出了中国当时处境；《向太阳》则写出了中国希望之所在。

　　抗战是艾青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数量多，质量亦高，留下了多首名篇。新中国之后，艾青命运多舛，之后尽管复出，也写了大量的诗歌，但为世人记住者较少。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艾青的代表作，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艾青这首诗作于1933年，彼时他尚在狱中，处境艰辛，亦满腹怨气，故借诗以抒之。这首诗以左翼的视角解构了传统家庭伦理，重构了父母、兄弟关系，对当时的国家亦有批判，确实具有革命意义。   

　　《大堰河》虽似讲述“我”的保姆大堰河的故事，但其实是讲“我”的故事。“我”在狱中凤凰涅槃，通过大堰河确立了新的身份，也确立了新的阶级认同。大堰河是“永恒之女神”，“引领我上升”；大堰河是“我”的母亲，“我”由此而新生。彼时尚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但艾青的这首诗却与之异曲同工，以工农为师，甚至以工农为父母。

　　《大堰河》涉及几个人：“我”，地主的儿子；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的生母，地主；大堰河的儿子们，被压迫的工农。大堰河是被剥削、被压迫的贫农，为了生计，她不得不艰辛地劳动。诗歌写道：“大堰河，为了生活，在她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她就开始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她含着笑，洗着我们的衣服……她含着笑，背了团箕到广场上去晒好那些大豆和小麦。” “我”虽不是大堰河的亲生儿子，她虽然只是“我”的乳母，但“我”却以她为母亲。诗歌写道：“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呈给爱我如爱她自己的儿子般的大堰河。大堰河，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了的，你的儿子，我敬你，爱你！” “我”似乎在向大堰河献祭，而祭品就是这首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我”虽与大堰河的儿子们没有血缘关系，但也认其为兄弟，诗歌写道，“当我经了长长的漂泊回到故土时，在山腰里，田野上，兄弟们碰见时，是比六七年前更要亲密！”“我”虽是父母的亲生儿子，可是一朝面对他们，却感到诸般不适，诗歌写道，“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总之，诗歌写道，艾青背叛了他的阶级，他这个“地主的儿子”，竟以贫农大堰河为母亲，以大堰河的儿子们为兄弟，在大堰河家中，“我”有归属感，在生身父母家中，“我”则只是客居。

　　艾青有政治抱负，他以诗歌革命。艾青革命的入手处是家庭，他要改变家庭伦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也要破除家庭，他与晚清以降诸贤达出发点相近，因为中国内忧外患，破除家庭才能万众一心，共同抵御外患，建成国家。艾青的特殊性在于，他所征引的资源是左翼理论。在《大堰河》中，艾青出身于地主，此不可改变，但他二度抉择，抛却自己的阶级立场，以贫农为母亲。大堰河一方面是实写，她是艾青的保姆；也具有象征意义，她是贫农的化身。在《大堰河》中，阶级的感情胜过了血缘亲情。

　　艾青这首诗《大堰河——我的保姆》一方面写实，他小时候因被算命先生说为克父母，故从小即被寄养在乳母家中，稍大才被接回生身父母之家。艾青家境富裕，有地，有店面，可以称为地主之家吧。其次，这首诗并不完全写实，情感有虚构、夸张处。按诸常情，艾青在大堰河家长大，对其肯定充满了感情。儿童对乳母眷恋，长大之后也敬重她，给予回报，此人之常情。当艾青重回父母之家，一时难以适应，有作客之感，亦是正常之事，但不适之感必不会持续很久。其后，艾青的父母养育了他，供其读书，留学，千方百计营救他，岂能没有感情？艾青身在狱中，前途渺茫，故将悲愤之情夸大，将一时情绪写入诗歌。今日读此诗，当知艾青写作背景，如此方能深入理解这首诗，不可将其普遍化。

　　1941年8月，艾青写了一首长诗《我的父亲》，彼时艾青已赴延安，此为其表明心迹之诗也。这首诗一方面描写了父亲的一生，也写了“我”和父亲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他与家庭决裂的决心。在艾青的笔下，父亲是这样的：“他显得温和而又忠厚， 穿着长衫，留着辫子，胖胖的身体，红褐的肤色，眼睛圆大而前突， 两耳贴在脸颊的后面，人们说这是‘福相’，所以他要‘安分守己’。 满足着自己的‘八字’， 过着平凡而又庸碌的日子，抽抽水烟，喝喝黄酒，躺在竹床上看《聊斋志异》，讲女妖和狐狸的故事。……但是他，我的父亲， 却从‘修身’与‘格致’学习人生，做了他母亲的好儿子，他妻子的好丈夫。接受了梁启超的思想，知道‘世界进步弥有止期’。成了‘维新派’的信徒，在那穷僻的小村庄里，最初剪掉乌黑的辫子。……经常翻阅世界地图，读气象学，观测星辰，从‘天演论’知道猴子是人类的祖先；但是在祭祀的时候，却一样的假装虔诚，他心里很清楚：对于向他缴纳租税的人们，阎罗王的塑像，比达尔的学说更有用处。无力地期待‘进步’，漠然地迎接‘革命’，他知道这是‘潮流’，自己却回避冲激，站在遥远的地方观望。”由此可见，艾青的父亲颇为开通，他深受维新一代影响，有新知识，亦有颇为丰厚的产业，是乡村的绅士。但在艾青看来，父亲已不合时宜，已经过时。此诗卒章显志：“自从我知道了，在这世界上有更好的理想，我要效忠的不是我自己的家，而是那属于万人的，一个神圣的信仰。” 艾青毁家纾难，抛弃了家庭，参与了救国大业。在《大堰河》中，艾青只是背叛了其阶级，但在《我的父亲》中他则正式宣告了与家庭的决裂。原因在于，“我”不仅属于家庭，而更属于信仰，“我”为了信仰，要离家出走。胡适《终身大事》中田小姐离家出走亦为信仰，其信仰是个人解放，婚姻自由；较之“五四”时期，信仰已变，艾青的信仰是共产主义。

　　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中，艾青除了解构家庭伦理之外，对国家亦有批判。在诗中，艾青说“我是在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大堰河》就是他写下的一道诅咒。艾青赴法留学，学成归来，非但得不到重用，反而因罪下狱，其悲愤可想而知。艾青对比了乳母家与生母家，描写了大堰河生活之艰辛，也描写了大堰河儿子们的处境：“第二个死在炮火的烟里，第三，第四，第五在师傅和地主的叱骂声里过着日子。”艾青就是要为大堰河们鼓与呼，为他们争权利。

　　1936年，茅盾约请胡风为《文学》写一篇近年诗人创作情况评论，胡风也想借此机会论述诗歌在彼时所应起的作用，于是开始搜集资料。也恰在1936年，艾青选择了9首诗，自费印成诗集，名为《大堰河》。田间将这部诗集送给了胡风，胡风读后，击节赞叹，于是放弃原来计划，遂写成了那篇名文《吹芦笛的诗人》，专门介绍了艾青的诗歌创作。

　　胡风非常重视《大堰河——我的保姆》这一首诗，他以此为基础理解艾青，他说：“艾青是‘地主的儿子’，然而却是吃着受了‘人世生活的凌辱’和‘数不尽的奴隶的凄苦’的保姆的奶长大了的，不但在‘生我的父母家里’感到‘忸怩不安’，而且在写着‘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的咒语’。”

　　胡风给予艾青非常高的评价，由此艾青的诗歌引起当时文学界的极大重视。《大堰河——我的保姆》受到重视，除了胡风的推介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30年代之后左翼思潮日益盛行，并最终于1949年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因此与此相关的文学作品大都得到了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