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胡风及其“七月派”

　　10多年前，曾一次又一次去胡风家里，一次又一次面对那尊倔强的青铜雕像，和梅志及其子女，和绿原、牛汉、贾植芳、徐放等一起回忆往事，内心激荡的情感总是难以平息。

　　无论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还是一个文学社团，“七月派”这个以胡风为核心的文人团体贡献给文学史上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成就，与之伴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内容及其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仍旧绵延不断的人事争议和学术讨论，都在证明它所提供的学术问题的重大性与敏感性，有些甚至可以引申出对当代和未来某些前沿问题的思考，如此丰富复杂的学术蕴藏，决定着它不同一般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相应来说，目前对它的重视程度和已有的研究可能还远远不够。

　　档案的未完全公布和史料的人为限制，使得倚重史料的实证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课题很难做到准确和完善，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门冒险的和遗憾的学问。研究中史料的征引和辨析，好像永无止境，更令人忐忑不安的是，有可能今天成果面世，明天就要面临最新公布档案或史料考据的检验，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尴尬所在，或许也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魅力所在。真相和真理，总是在不可知的前方招引着，漫漫长途，苦苦求证，这是研究者的职责，也是研究者的宿命。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七月派”，符合通常意义上我们对文学流派的概念界定。有期刊《七月》和《希望》为创作和理论阵地，有享有相当威望的盟主胡风及其主导性理论思想，七月派应该是比较规范严整的文学流派了。但七月派又因其涉及作家多，持续时间长，内部变化大，创作构成广而形成一种“集中又开放”的“泛流派”特征。我所理解和研究的七月派，是一个包容了小说、诗歌和理论批评的全方位展开的大流派，这个大流派可以分解为几个板块，如“七月诗派”和“七月派小说”，各成独立体系，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现实主义理论也独树一帜，是20世纪现实主义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一脉。另一方面，七月派的诗歌、小说、理论之间，又有着内在的深刻联系，相同的思想、精神、心理取向与相同的审美追求，铸造出七月派整体系统的群体形象。

　　七月派这种“泛”的特征，正说明七月派巨大的包容量和影响力，是文学流派高质量的一个标志。但毕竟，流派的“泛”不能取代流派质的规定性，否则流派也就不成其为流派。七月派在结构形态上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在整体上表现为流派成员的多样性、流动变化性与流派特色的集中性、稳定性的统一，具体地，七月派成员之间在思想观念、审美理想、叙述方式等方面也保持着多样性的统一。流派是个性化的产物，流派当然不排斥个性，七月派是众多个性的气脉相通，正是在个性与共性的对立统一关系方面，七月派为文学流派能够发展和得以成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经验。

　　首先看流派的盟主胡风，他是七月派的一位诗人，同时是一位具有理论创造精神的现代文论家。“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主体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核心，也是胡风文艺思想的独特性和深刻性所在。胡风文艺思想是在多元思想资源的融合中形成的，包括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对苏联文学思想的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对其的潜性影响，对鲁迅文艺思想的继承以及文艺实践的印证几个方面。胡风虽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特定时代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和限定，但秉持相对开放多元的影响视野和吸收姿态，并坚持与文坛不良倾向作斗争，使得胡风在执守现实主义文学立场的同时，进而在发展中求得思想的突破，并表现出超越性的现代意识。胡风和群体成员思想理论的交相辉映，构成七月派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七月派的创作成就和艺术高度得益于他们的理论支撑。以路翎为例，胡风的文艺思想，他是当作其创作的自觉理论指导的。不可设想，没有胡风的精心栽培，路翎会成长为一流的小说家，会创作出《财主底儿女们》。路翎是一个天才，但他的天才潜质倘若不被胡风发现和挖掘，不和七月派这样的流派氛围相遇合，何时才会展露他的天才光华？胡风曾鼓励路翎：“只要努力，我敢预约给你一个伟大的前途。”这不是凭空的预约，而是思想的撞击，心灵的融合。路翎所表现出的文学感觉印证了胡风的理论，胡风一点一点地帮助他，拉扯他，像母亲带孩子一样。所以说，以一种独创的有深度的思想理论凝结起来的文学流派，一定是更为稳定成熟的、更具生命力的，它大大提升着流派群体的艺术高度，使流派具备了产生经典作家和作品的更大可能性。

　　再看诗人艾青，艾青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中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是具有世界声望的诗人。艾青是否真正属于七月派，评论界一直存有争议。如果认定，以《七月》为中心动态而开放的作家群体构成及其文学活动是七月派的前期，所谓“泛流派”也是流派的一种甚至是更为理想的一种，那么，艾青是否属于七月派，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艾青以他一生几个时期的诗歌成就，形成了现代新诗史上的一个高峰，相较而言，艾青最优秀最有影响的作品，最早奠定他在新诗史上地位的作品，应该是抗战前后到20世纪40年代这几年的诗歌创作，他发表在《七月》杂志上的“太阳”组诗和“北方”组诗，毫无疑问属于他一生作品的经典之列。另一方面，艾青以他独具魅力的诗作影响一大批青年走上诗坛，这其中绝大部分人成为七月诗派的中坚力量。他们追随中国自由诗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们“始终欣然承认，他们大多数人是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绿原)不排除初期外在的模仿和因袭，但根本上，他们从艾青那里学到了“诗的独创性”，这就为七月诗派整体奠定了一个艺术的高起点和高品位。如果说胡风更多地起到了人格影响和理论指导的作用，起到了凝聚一个流派的精神和组织形式的作用，那么，诗歌艺术的熏染和吸引，则更多来自艾青。胡风和艾青，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催发了七月派的产生，推动了七月派的发展和成熟。不同的是，艾青没有胡风那样的自觉的领袖意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领唱”作用的肯定。艾青“既是高峰，就自有他所从属的山系”(牛汉)，艾青以及田间、路翎和七月派的关系，证明文学流派中完全可能产生一流的作家和诗人，阿垅、东平等其他七月派作家，同样具备了成为文学大家的潜质，并已经有了出色的创作表现，限制他们的显然不是流派自身，是战争和政治运动人为地中断了他们的艺术生命。

　　七月派后期流派意识逐渐自觉起来，在文学思想和艺术风格上加强了共同性的追求，频繁的文艺论争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其他流派或异己主张的排斥，流派集中、自守的特点明显起来。不可否认宗派情绪的存在对流派的负面影响，但根本上破坏流派生存环境的，还是政治强势这股更大的非文学的力量。从20世纪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势看，“潮流化”别无选择，“政治化”不可避免，但能够兼顾时代的特殊要求，又竭力保全更为深厚复杂的文学精神者，当是更可取和更难能可贵的。七月派“听命于时代”，又执著于个人；其创作带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又坚守艺术阵地；其风格既是高昂雄宏的，又是悲郁苍凉的。七月派融铸方家于一身，具有整合时代各种文学风尚的端相，这就注定了其艺术面貌的丰富复杂，这也是一个大流派气象与风度的体现。

　　新世纪以来，社团老人辞世的消息总是不期而至，梅志、胡征、贾植芳、彭燕郊、耿庸、绿原、何满子……大概还有我不知道的其他追随胡风的世纪老人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离去，一次又一次碰触着中国百年历史的痛楚记忆，同时也提示着，伴随这个社团生死动荡的那段沉重历史也与我们渐行渐远了。 此时再回头走入老人们的如烟往事，心情难免为感伤痛楚甚至灰败虚空所笼罩。但是人生的信念和坚持的力量也常常来自于他们，记着梅志对胡风临终时的承诺：“我会为你说清的。”说清历史，当然也是我们后辈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记得几次拜访绿原，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有力的绿原式的诘问：“胡风为什么要办刊物？”“我们为什么要爱诗？”“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诗的人生？”这些看起来似乎并不复杂的问题，在绿原诘问式的强调和渐次深入的阐述中，汇聚成一个激情与思想的汪洋大海。胡风和绿原们战斗的文学历程，伴随着文学追求而盛衰沉浮的人生命运，经由问题的端点引发出来。我无法不被先生激情的诘问所震撼，回头故纸探问历史的时候，又无法排解压在心头的沉重和困惑，这种不稳定的情感状态，其实也说明了，我们或许还没有到真正能够说清楚那段历史、那些人和事的时候吧。

　　时间正在愈来愈远地拉开我们和那段历史的距离，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审视距离。历史曾经那样离奇那样荒诞地捉弄了我们，以悲剧和灾难为代价，我们是不是已经获得了清醒地审视历史的眼光，和理性地读解历史的能力了呢？

　　当下对胡风社团特别是“胡风集团”的研究，在更加客观更加理性地接近历史真相的努力中向前推进，争论依然存在甚至会有激烈和胶着状态，焦点往往还在史料占有和辨析问题上。研究中最深切的体会是，一旦有新的档案打开，新的史料公布，极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面临着对学术命题的重新思考。可以预见，随着现当代文学档案公布工作的进一步展开，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公开、发现和发掘，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很多实证性的研究课题将会不断地得到补充、完善和深化，甚至有根本性的变化，这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特点和难点。对我自己来说，目前社团史所呈现的，仅仅是这项课题进行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要尽可能地趋近于理想的研究目标，还有待于外部环境的再度宽松，研究思想的再度解放和不止一代学人的艰苦努力。而最具体的，就是历史档案的全面完整的公布，将极有可能改变目前我完成的社团史的面貌。因为，现在的研究成果中，实在留下不少史料的空白或者因史料的不信、疑虑、矛盾而带来的所谓“分寸”，所谓“留有余地”，说到底，依然是研究的一种不清楚和未完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