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派”的潜在写作

　　胡风冤案发生到现在，已有将近60年。冤案第一次平反，也已30多年；第三次平反——也是彻底平反的一次，也已25年。冤案作为当代史上的一次事件，虽然在幸存者和后人的身心上，还是留存下了难以平复的创伤，但整个事件则似乎已经成为了历史；既然成为了历史，其中的是是非非、经验教训，便留给了历史学家和后人去研究、评说、吸取。而换一个角度来观察，历史有时也和文学有相近之处，胡风事件的整个经过，俨然就是一部小说，一部戏剧，有它的结构脉络、情节起伏，也有它的角色设置、人物层次，后来者可去对之做情节分析与因果考察，在此过程中，或者不但可对文学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也可对历史有更深入的理解。

　　对于胡风的文学思想、批评实践和文学活动，进而对整个七月派的创作和活动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来，便已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一个被持续关注的热点，尽管也有一些阻力和干扰，相关的研究成果，却还是不断出现。对于胡风事件的来龙去脉，也不断有回忆、资料面世，当事人的回忆、记述等自然不可代替，前些年甚至还看到过当年办案的公安人员和胡风在四川农场劳改时的同案犯的回忆(后一材料真伪难辨)。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的材料出土，整个事件的细节也会更丰富、清晰——时至今日，尽管有一些细节层面的问题还有争议，但整个事件情节结构层次的大关节，可以说早已清晰。既已清晰，它便需要、容许、也经得起各个角度的解读——虽然并不是说各种解读都在同一个层次。相对来说，理性清明、襟怀坦白、洞察幽微而又不局限于私人恩怨的解读，肯定更能切中历史的关窍，也便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解读这一历史戏剧的资料，尽管已经足够丰富，以后也可能还会不断补足，但冤案当事人的“潜在写作”，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当时的心态，以及他们经历炼狱考验时的心路历程，那不光是有文学史的价值，也有精神史的价值，而从其中，偶或也许还能瞥见文学史和精神史演变的某些关窍。

　　要谈七月派的潜在写作，胡风系狱和关押期间默吟和写作的几千首旧体诗，显然不能回避。其中最为著名的，可能还是那首《一九五五年旧历除夕》：

　　竟在囚房度岁时，奇冤如梦命如丝；

　　空中悉索听归鸟，眼里朦胧望圣旗；

　　昨友今仇何取证？倾家负党忍吟诗！

　　廿年点滴成灰烬，俯首无言见黑衣。

　　此作发表出来的版本，字句偶或有异，但诗中核心的结构和意绪，其实相当稳定：难以置信、奇冤难平、怨望追问、愤激悲苦、孤独萧索……种种情绪，五味杂陈。胡风此时的心态，一方面仍然把自己看作共同事业的一分子，另一方面，则对突然降临的弥天横祸难以置信、百思不得其解，又对冤狱昭雪还存有一丝希望，但却又直觉式地觉察到在当时要平反昭雪并不容易，种种复杂心态，导致他在此诗中虽有剖白心迹之言，却更多愤激悲苦之辞，声调辞句，怨而未怒，却哀而近伤，已近乎变风变雅之音。

　　胡风此期的诗作中，以《怀春室杂诗》《怀春室感怀》与《流囚答赠》为佳，对照其中的辞句，如作于冤案发生约10年后与聂绀弩唱和的组诗《次原韵报阿度兄》，尤其“其二”中的句子：“太息书生无史识，几曾读懂党人碑？”其心态变化实不难追索。中国的新文学家一向不太喜欢读史——偶尔读史甚至治史者，也往往强调新眼光、“新境界”，此一弊病，左翼文学家犹然，内中心态，仿佛知堂老人所言：“以为从此是另一世界，将大有改变，与以前绝对不同，仿佛是旧人霎时死绝，新人自天落下，自地涌出，或从空桑中跳出来，完全是两种生物的样子”(《闭户读书论》)，而征诸史实，以往的历史，仍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读史得间者，则更可以认识到人群之中“凡圣同居，龙蛇混杂”的灵魂分布状态，对于人群之中不可免的共同生活也会有较深入的认识，出处去就，也就会略为不同些。

　　胡风系狱近10年后认识到“史识”的重要性，可以说是用生命换来的教训。然而，“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似乎是特定类型人注定的命运。历史上那些奔赴悲剧命运的人物，往往是不由自主地选择了命运指派的道路——如果是清醒自觉的选择，怨尤可能会小一些，在历史中留下的能量也会更强一些，也就更为后人所纪念一些(此可如屈原和文天祥的例子)。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和命运，也各有自己不可代替的意义——屈原固不能代替渔父，渔父却也不能代替屈原，“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然不经意之间却已显示出自己内心的选择，纵精通卜算的郑詹尹也只能回答说：“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

　　胡风此期曾有诗句曰：“翻天无畏惧，系狱不凄惶。”(《猴王赞》)，然而人都是软弱的凡人，没法全然成为神话和文学中的英雄，在关押之中，他仍在期望着“对话”，甚至“文革”中在四川囚居期间，患了严重的“心因性精神病”，他依然在和不在场的“权威者”进行着虚拟的对话……只是那弥天的灾祸、满怀的冤忧、古往今来不断重复的悲剧，又哪能有几个凡人承当得起？故与其诉说于个人，不如诉说于天地——人世间对此的模仿，便是诗，是音乐，是文学和艺术……而要对此进行理解和解消者，则恐怕不可避免地走上热爱智慧的哲人之路。

　　我曾经把七月派的潜在写作，概括为“从现实战斗精神到现代反抗意识”(《潜在写作：1949—1976》)，这两个概念都是从陈思和那里借来并做了变通的：现实战斗精神指的是1949年之前他们写作中那种批判现实的激情，现代反抗意识则指代的是冤案发生之后他们对荒诞命运的反抗——表现在他们的潜在写作中，则是不自觉地带上了某种现代主义的色彩。

　　这种现代主义色彩，有时候在他们的写作中体现为某种鲜明的视觉意象，比如曾卓的名诗《悬崖边的树》：那棵树是被“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它孤独地站在那里/显得寂寞而又倔强”——“它的弯曲的身体/留下了风的形状/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是一种被命运摧残得变形但却在深谷断崖上顽强地站立、并期待着生命的奋发的形象，如果了解现代主义文学中某种反抗荒诞的悲剧精神，不难发现其中的共通之处——尽管此诗中似乎仍还保留着某种浪漫主义精神的残留。类似的意象，也出现在牛汉的《半棵树》里，表现得更为残酷、也更为悲壮一些：

　　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

　　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

　　像一个人

　　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

　　侧着身子挺立着

　　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

　　从树尖到树根

　　齐楂楂劈掉了半边

　　春天来到的时候

　　半棵树仍然直直的挺立着

　　长满了青青的树叶

　　半棵树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

　　人们说

　　雷电还要来劈它

　　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

　　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住了它

　　诗中典型地体现了牛汉此期诗歌中充溢着的伤残意象(其他类似的还有被剪掉了趾爪的华南虎、被砍掉了头颅的灌木、被伐倒的枫树等等)，然而形体的残缺和精神的昂扬却形成了一种不无悲剧色彩的矛盾结合，最能代表在荒诞命运之前的精神挺立。

　　七月派诗人的潜在写作，也有一些表现了极端状态之下残酷的心理体验，比如彭燕郊的《空白》，表现了在极端处境之下自我濒临消解时的心理状态，又如绿原的《面壁而立》，以幻觉的形式，表现了一代人的生命姿态：1960年8月，绿原被单身囚禁5年后将转集体监狱，在交接室被命面壁而立达二时许，诗人这时突然产生幻觉：“一堵手舞足蹈的白墙”像猛兽一样向他扑来，两者“面面相觑”，离得太近，“近得简直看不见但听得见它”，于是在幻听中他的各种各样的意念像油彩一样向白墙泼去，使之成为“五颜六色”的“一幅可怕的交响乐式的大壁画”：幻觉的第一个层次，他听到“风声雨声枪声以及逃窜者惊慌而凌乱的脚步声”，那逃窜者似乎逃出了壁画，与他并排站立，艰难地喘息着；在第二个层次，他听见自己“一脚跨进了壁画”，“正和逃窜者一起在刺丛中间爬行还在喘息”，前面有路，又似乎没有路，“在有路和没有路之间”，逃窜者们奔跑着，“在希望之中奔跑着”；进而，他从幻觉之中苏醒过来，然而感觉自己一个人还在奔跑，匆匆奔向了永恒——“什么也没有”的永恒，也许就是没有绝望与希望的虚无吧，它至少使得他从纷乱中清醒——然而，这种虚无中的清醒没有机会延续多长时间，交接手续完成，新的“宽敞而嘈杂的监狱”“像一头巨兽”把他吞没。他进入了另一个精神与肉体的炼狱。

　　在另一些时候，他们的潜在写作中格外残酷地表现出所面临处境的荒诞无望，典型的如绿原的《又一个哥伦布》，把单独囚禁时面对的无穷无尽的时间的绝望，换喻成贸然出航的哥伦布在大海上面对着的空间的绝望。而在这种荒诞无望的绝境中，竟然也有精神的觉醒和绝境突围的实际努力，前者如绿原的《自己救自己》中的精灵，在无穷尽的期待和失望之后，不再对外界寄予希望，而从自己的精神内部寻找拯救的可能，后者如绿原在狱中的漫长岁月中，“像斯特凡·茨威格的主人公在狱中自学象棋一样”，“通过自学德语排遣无穷的岁月和无垠的忧伤”(绿原《胡风和我》)，以后德语程度竟然到了能够翻译卢卡契与里尔克的程度；又如张中晓，在最初的审查关押之后，释放归乡养病期间，他在贫病交加中阅读能看到的各种典籍，写作《无梦楼随笔》，其中的有些思想，不仅是对胡风思想的超越，而且也突破了新文化传统中某些固有的局限——如同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所言，他们的行动“就是对荒谬的反抗，就是对诸神的蔑视”。

　　七月派的现实战斗精神，来自于鲁迅的文学传统，他们的现代反抗意识，虽说更多出自自己的生命体验，但也和鲁迅的精神传统不无某种关联。在研究他们的潜在写作时，我曾格外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譬如《悬崖边的树》和《半棵树》，不是分明能让人联想到鲁迅的倔强和硬气吗？而绿原的《面壁而立》中的幻觉，分明就是对鲁迅的“刺丛里的求索”的精神在另一种状态下的写照，全诗的风格，更是让人想起鲁迅的《野草》。事实上，他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写作，不论是胡风对“精神奴役的创伤”的发掘，还是对“主观战斗精神”和“原始生命强力”的强调，乃至阿垅的《纤夫》等诗作中的近似梵高式的刻画和笔触，以及路翎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理发掘和拷问，都显示出了他们的文学中某种不一定完全自知的现代色彩，只是这种色彩，在这一流派成员的潜在写作中才得到了格外清晰的表现。某种程度上，这也说明了，现代意识和现代主义风格，不仅内在于新文学的发端之中，而且，它们在“文革”后中国文学中复活，也自有自己的实感经验和文学传统——绝非简单的横向移植可以全然说明。

　　研究七月派的潜在写作和胡风冤案受难作家的命运时，我曾常常感到某种无力感，那样的悲剧性的命运、残酷的心理体验、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和某种反抗命运的精神力量，是只有伟大的戏剧、小说乃至音乐才能进行恰切的表现，研究得再深入细致，写作得再刻苦用力，终究有隔靴搔痒之感。事实上，不特胡风冤案如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上的种种悲剧，也呼唤着伟大的文学和艺术表现，那样的作品，该是充满历史和人心的洞察力，而且又有着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因此不但能表现出那种难以言传的人类的极端经验，而且能够让逝者的灵魂得到安息、让生者的心灵恢复平静——那该是需要调动从古典到现代的所有艺术经验才能完成的吧(在我的阅读和视听经验中，国内似乎只有王西麟的音乐有些这方面的味道，我期待着更丰富和更有力的作品。)——那样的作品的出现，便该是我们告别莽撞狂躁而又充满悲剧性的20世纪的真正开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