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柏山致胡风信一束

　　彭柏山(1910.3-1968.4)，原名彭冰山。湖南茶陵人。作家辞典介绍他：少年读私塾。1925年考入长江工业学校艺徒班学习。1929年就读于上海江湾劳动大学政治经济系，并开始创作。后因参与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1931年加入“左联”领导下的文艺研究会，继而担任“左联”大众教育委员会书记，创作上得到鲁迅的鼓励和帮助。1934年发表了最早反映苏区人民斗争生活的短片小说《崖边》。同年被捕，1935年在狱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获释后参加新四军，至全国解放一直担任政治宣传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多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1980年恢复党籍和名誉。留有描写解放战争初期华中解放区军民英勇作战的遗著《战争与人民》。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藏品中，有关彭柏山的文物，除了《崖边》《战争与人民》等著作版本以及《兴明结  十年有感》诗稿之外，还有他写给胡风的61封亲笔信。信写得都很长，密密麻麻又工工整整的小字如蚁排衙，把每一页笺纸都填塞得满满当当。谈战争，谈生活，谈工作，谈思想，谈刊物，谈作品……真诚深厚的友谊，就在这洋洋洒洒的文字之间流淌着，流淌着。遥想“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当时，彭柏山为保护老友，一把火烧掉了胡风写给他的几十封信；不承想他写给胡风的几十封信却因为被查抄而得以保存，于始料不及间为历史留下了一份血肉鲜活的见证。

　　1937年 8月13日淞沪事变发生之后，中国军队对日本侵略者的奋起还击，让上海滩头群情振奋同仇敌忾。爱国文化人以笔为枪投身疆场，集合于保国保种救亡图存的旗帜下，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中，创办起一批宣传抗敌御侮的报刊杂志，如胡风的《七月》等。《七月》以抗战爆发的日子命名，表明其旨在以宣传和鼓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为己任。它始创于上海，继之到武汉、到重庆，跟随胡风辛苦辗转，两次休刊两次复刊，经历了4个多年头的艰难岁月，培养起一大批诗人、作家，如贺敬之、邹荻帆、牛汉、曹白、丘东平等——当然，彭柏山也是其中的一名干将。

　　《七月》(周刊)在上海时，彭柏山在第2、3两期上分别发表过战讯《苏州一炸弹》和《一·二八的两战士》；《七月》(半月刊)到了武汉后，他在第1集第1、5期和第2集第2期以及第3集第5、6期上分别发表了散文《活的依旧在斗争》、小说《一个义勇队员的前史》、战讯《从上海寄到武汉》、散文《贺绿芸君的脱险》和小说《某看护底遭遇》；《七月》(月刊)落户重庆了，他又在第4集第2、4期和第6集第4期上分别发表了小说《叉路》、散文《晚会》和《我对于写作的学习》。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生活实在是动荡得太厉害了”，他整天“忙于跑街，简直写不成文章”，“有可写的材料，但是精力与时间，无论怎么努力，没有法子转换过来”，要他“经常投稿，很是困难”。他对胡风说：“接到你催稿的信，已经是第三封了。可是我的生活，还是没有法子静止下来。这里第一道防线已经后撤，空气是异常紧张。要稳定这种局势，差不多每个人用尽自己的精力，方渐渐有些转机。曹白每晚上去前线，有时一二天找不到睡觉的机会。”“我的生活，近来好像绞在风车上的纸鸢，既失去自制的能力，又不能不跟着旋转。从旁看去，似乎轻松；但在我自己，却有说不出的吃力。所以一天到晚，不是在马路上，就是在朋友的家里；不是在办公处，就是在课堂上。有时，弄到晚上11点钟回家。在电车上，眼睛已经不大能够睁得开了。一进门，躺在藤躺椅上，好像一个天大的疲倦落在身上，什么也不想动，甚至衣服也懒得脱，就睡下去了。一到第二天早上，隔壁小小孩子一哭，我又得爬起来了。”彭柏山的作品，就在这种情景下一篇篇创作出来，正如他对胡风所承诺的：“我一有空，就不会忘记我的责任，更不会辜负你的厚望。”

　　在给胡风的信中，彭柏山所谈内容十分丰富。鲁迅冥辰周年，他报告：“为了布置这个纪念日，跑了好几天。原来布置了一个庆(原文如此——笔者注)大的运动——鲁迅棉背心，鲁迅奖章，为纪念鲁迅向日法西斯文化抗议的签名以及昨天青年会的讲演。今天下午在浦东大楼，还有一个聚餐，预备在会议上产生一个什么组织。”“其他几项纪念办法，因为胡愈之把老潘说的‘不要扩大纪念’的一句话传做‘不要纪念’，几乎把我们的布置全部压倒。经过一番争吵，后来还是纪念，大部分由几个青年团体去办了。”他“附带告诉”胡风：“目前上海文化界，对于陈独秀、张国焘、周作人，这三位老角色的怪相，画得像戏台上的白鼻子一样。真是所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他参加新四军“军部巡视团”“去巡视地方工作”，“经过京沪路、长江直达扬州，为时二月零五天”，“从江南前线平安地归来”后，他写道：“过京沪路时发生激烈战斗，有一个女同志掉在铁路旁边。结果，在冒险的情况下，由我把她背在肩上，好像□□似的驮着过铁路，而我手里却拿着一条驳壳枪，听着枪弹从头上横过。想起来，是很可怕的，然而在当时，却似乎做游戏似的走过去了。”他说此行“途中颇苦”，而“所得极为丰富”，于是“打算从明年元旦起，开始写一篇四万至五万字的中篇小说，预定在三月底脱稿”……总之都是一些完全来自生活真实的文字，它们因为记载了事物的原生状态而不可替代而珍贵无比。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产生于1949年的两封信，因为间接反映了胡风在时代转换之际的内心轨迹而为其中的至关重要者。请看其一：

　　胡风兄：

　　上海两次来讯，均收到。《鲁迅全集》是我渴望多年而未能得的书。这次有了，我特地找到书柜装起来，慢慢细看。本来，《解放日报》约我在鲁迅逝世纪念日写篇文字，这一来，我不写了。最深刻的纪念，是研究他的文集，提高自己，提高战斗力。你以为对么？

　　在《希望》二集，我看到东平的信，也看到你的纪念文。可是不久，也是十月，就是他牺牲的纪念日。那天，非常偶然，正是我带队在那个庄上被敌人包围。战至黄昏，我率队突围了。我的战友却莽然地跑进那个庄子去避敌，结果，把他那个非武装的战斗队，当作我这个武装战斗队，打散了。我活着，他牺牲，从此，我们分(手)。为了纪念他，我把他的遗作《茅山下》，在肩上足足(掮)了三年。其中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唯恐我死在敌火下，把他的遗作丢了，特地用我最可靠的运输员(掮)着留在后方。一到战斗结束，我自己又(掮)上，直至抗战胜利后，我代他印出来。那印刷的条件，是恶劣的，但我纪念之意，也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现在战争胜利了，大家忙于开庆祝会去了，文坛上，却没有想起那些在血泊中沉默下去的战士。那么，我还写什么纪念文呢？

　　你的处境，虽未面谈，但从我多年斗争经验中，自可想到一二。我托朱明带的口信，那意思，就是要使你的工作，更能使得党的组织的领导，使得党的政策能和每一件具体工作相结合。在个人，则是身心愉悦，更能奋发前进。

　　“坚持真理，服从组织”，是毛泽东的战斗的法宝。这些年来，我从实(际)生活中完全体验到毛泽东的伟大，我们是幼稚得多了。因此，你不要为个别党内的作风不纯的同志，而阻塞自己的去路。既然周副主席和你有联系，你可把你所要说的话，用书面式口径向他表白。打破领导与你之间的隔阂，对你是极为有益的。毛泽东是一个久经风霜的人，所以毛泽东的党，是能深切的体贴人情，而又是最富有正义的。这里任何顾虑，是不必要的。至于旁人的那种冷眼或狭窄，可以一笑置之。总之，这次在平，应解决组织与工作问题，如果需要我之处，我是极愿以负责的态度，说明我们十多年来的关系，我想，用不到，也就不必要。浅近之见，不知吾兄以为何如？

　　欧阳山兄在平么？我寄了一本《任务》给他，不知他还有意思看么？

　　我呢？恐怕要长期生活在部队中了。更加上同事，多年患难相处，如兄如友，也就不愿走了。匆匆握手、握手。

　　刚写好信，接到你九·十七来信。

　　柏  山

　　(1949)九·二十一日

　　这封信，是对胡风“上海两次来讯”的回复。

　　1949年元旦过后，胡风由香港动身北上，先东北而华北，继之于3月底抵达北平。在北平住了几个月，直到第一届全国文代会闭幕，才于8月2日回到上海，一个月后又应召再赴北平。他给彭柏山的“两次来讯”，应该就写于他从北平回到上海小住期间。由于原信已付之丙丁，无法确知他写了什么，但从彭柏山的回复中，并不难分析推测出其基本内容——他一定与他谈到了自己的“处境”，而那处境则一定是很不如意的，比如受到了“旁人的那种冷眼”，比如遭遇了“个别党内的作风不纯的同志”等等，以至于使他不能“身心愉悦”，无法“更能奋发前进”甚而至于“阻塞了”“自己的去路”。而这种分析推测，可以从他写给夫人梅志的信中得到佐证：“我多么希望回来看你们……然而，非得等着开这一个会不可，有些像非还不可的一笔债一样。在政治任务上，这个会是必要的，但看一看情形，从蒋管区来的一些奇怪角色，成绩是不会有的。当然，政治号召总可以做到，现在是谁都愿意插进革命关系里面来的。至于我，十几年来所结的仇都要碰面了，真是难得的机会。但你放心，我愉快得很，不会被他们影响心情的。”(《胡风家书》)说是“愉快得很”，但要见的人要办的事，无一不是非己所愿因而无一不是被驱才动的，心情能不受影响吗？兴致勃勃而来，满心以为非己莫属的担当，却早有他人“捷足先登”取而代之，而且那些人又极可能在他看来多是勉强“插进革命关系里面来的”“一些奇怪角色”，心里能服气能舒坦吗？这是常人之情，一个敏感的性情中人更何以堪？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风当时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彭柏山对他说：“你的处境，虽未面谈，但从我多年斗争经验中，自可想到一二。”

　　彭柏山这里所谓的“多年斗争经验”，是应该包括他与胡风交往多年的“经验”在内的。早在《七月》初期，胡风就一直生活在一种自我臆测的四面楚歌之中，他不断给彭柏山写信诉说着自己和《七月》的不安全感以及由此而生的苦恼，彭柏山则不断地回信安慰、劝说以为之减负：“你说，七月同人，大家侧目而视，那话是没有根据的。我们还要站在什么地方，人才正视我们呢？”(1937.10.19)“‘冯公的作法’，你是指的汉口？还是上海的这位先生？……你说，他对你实有妨碍。我不知究竟有无事实。照我推想，他的能力所能牵连到的范围，实在太小了。希望你不必介(意)，放心。”(1937.11.1)“汉口环境黑暗，这是意中事，不过你还是多相信自己，少应付环境。……至于《七月》内部，我敢信，是没有人有能力来捣我们的蛋的，你放心好了。”(1937.11.20)“到现在，我以为作者和读者，应当有进一步的联系了。也许你还顾虑那些‘小气鬼’的捣乱，恐怕有头无尾。其实，这是太为自己着想了。……并且有时候，你就把黑暗的势力估量太高，反而把自己光明的心遮蔽得阴沉了。”(1938.1.5)正是基于这样的了解，这一次彭柏山才又不厌其烦地劝说胡风：“要使你的工作，更能使得党的组织的领导，使得党的政策能和每一件具体工作相结合。”“坚持真理，服从组织”，“不要为个别党内的作风不纯的同志，而阻塞自己的去路。”“既然周副主席和你有联系，你可把你所要说的话，用书面式口径向他表白。打破领导与你之间的隔阂，对你是极为有益的。”

　　这封信“刚写好”，就接到了胡风的“九·十七来信”，是胡风再赴北平之后所写。由此至11月7日之前，胡风还另有一信给彭柏山，可惜两信内容都不得而知，只能从彭柏山写于“十·十”的复信中，看出胡风的心情一直很沉郁，因为彭在那封少见的短简中，除告诉胡风自己的部队“已打下了长山岛，完成任务回徐州”之外，还发表了对胡风工作安排的看法：“原则上，我赞成不自己找工作。如目前北平有适合你的工作，那就在那里。万不得已，即南返。”从这几句话中不难看出，胡风在北平住得一定很不愉快，所以写信谈及他意欲回上海，哪怕自己找工作。由于两封复信胡风“都似乎未收到”，彭柏山惦念其“近况”，于是又一次致函问询：

　　胡风兄：

　　你到北京后，两次来书，均已收到，并即奉覆，你都似乎未收到，不知近况如何，念念。前些时，欧阳山兄去广州，路过我处，在此吃了一顿中饭，一顿夜饭。我特为买了三斤蟹，一只鸡，一瓶酒。痛饮畅谈，整整谈了一下午，对于你的情况，他所说的，与我想到的是一致的。我们共同的意见，你应当把坚持真理与服从组织统一来处理。这其中，对你并无深厚的高墙，即以此次决定你参加政协，就是把你当成自己人来看，而非把你作为客人来看的。我想，你自己也当体会。

　　今天在报上，看到你在上海文协负责研究部工作，但朱明来讯，又未提起你已回沪，想来，你还在北京。我拟写封信给起应兄，由我直接负责为你提出组织问题，不知你是否同意？如果同意，我与欧阳山兄两人负责介绍。因为一切问题只有到党内来，才有是非，才有结果。至于你所谓要有什么代价，那恐怕是你自己所揣想的，不知有无根据。据欧阳山兄说，是没有根据的。这我就不清楚了。如果你南下，最好能在徐州下车，我们可以畅叙一番。

　　朱明最近几天就要回来了。赵兄约屠同志去上海妇联工作，她没有去，不知何故？我最近在部队，不会离开，盼望你来。匆匆握手。

　　弟柏山

　　(1949)十一月七日

　　这封信，写于彭柏山与欧阳山的一次“痛饮畅谈”之后。关于胡风，欧阳山“所说的”与彭柏山“想到的是一致的”，所以上封信中关于“把坚持真理与服从组织统一来处理”的建议得以重复，申明那种说法代表了他们的“共同的意见”。除此之外，就是对胡风的两点认识明确地表示了不同看法。“此次决定你参加政协，就是把你当成自己人来看，而非把你作为客人来看的。”这是第一点。“你所谓要有什么代价，那恐怕是你自己所揣想的，不知有无根据。据欧阳山兄说，是没有根据的。”这是第二点。而关于这两点，胡风大概跟不少朋友都说过，一如他在致路翎的信中所写：“我在这里做客，遵命多留些时。等着和一位忙人谈话……”(11.11)“斗争，总是付出代价的。在过去，我们付过，现在，还要付下去。……”(10.25)至于第一次文代会前后的不合作态度，无论如何也不会是一个“主人翁”所应有的表现。说也说了，做也做了，事实正如信中所说，没有谁把胡风当“客人”，是胡风自己把自己排拒在“主人”门外了。

　　让彭柏山没有想到的是，他这里还在写信开导宽慰胡风，胡风那边却一反半年来的消极沉闷，情绪高昂地投入了《时间开始了》的创作之中。政协会议，开国大典，那些宏伟壮阔的场面，那些震撼人心的时刻，都让他激情燃烧不能自持，都化作澎湃的诗潮在他心中奔涌。11月6日动笔，11日夜就完成了该长诗的第一乐章《欢乐颂》。“毛泽东！毛泽东！由于你 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人民 感到了大宇宙的永生的呼吸 受到了全地球的战斗的召唤”……火一样的诗句，抒写着胡风的真挚与忠诚——舍此便不可能唱出这种时代的心声；但他又似乎不乏“功利”与“谋算”，好像要把一首诗作当成能为他开启“命运”之门的金钥匙。也许惟其如此，当《欢乐颂》发表在11月20日的《人民日报》，随之一片赞誉声起之时，胡风才有了它“惊住了一切人”的感觉，进而主观地无限放大了自己的力量与资格。特别是当11月27日胡乔木造访时充分肯定了他多年来对党的事业的不懈追求之后，胡风更是深受鼓舞，情不自禁在11月29日致路翎的信中写道：“派人来说了一些意外的话，在力量上给了最高的承认，但在‘理论’上还有问题。这变化，我想是因那首诗促进的。我想，我迟早得住北平的。”

　　看得出来，彭柏山对胡风的惦念是由衷的，为此他真正做到了披肝沥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胡风对彭柏山的信任也是由衷的，为此他也做到了无话不谈推心置腹从谏如流——9月21日的信上，彭柏山建议胡风去找周副主席，把“所要说的话用书面式口径向他表白”；10月27日胡风就给周恩来写信提出见面要求。11月7日彭柏山写信告诉胡风他“拟写封信给起应兄”，“直接负责”为他“提出组织问题”，“因为一切问题只有到党内来，才有是非，才有结果”。11月30日胡风就给胡乔木写信提出了入党申请——60多封信函见证了彭胡友谊也见证了他们的冤狱：彭柏山为革命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无私无畏，从戎马倥偬的“实(际)生活中完全体验到毛泽东的伟大”，从而认定“毛泽东的党，是能深切的体贴人情，而又是最富有正义的”。说他“反党”，天理难容。至于胡风，硬把一顶“思想斗士”的帽子压在他头上也许只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在笔者眼中他其实更像一个任性而矫情的童稚：高兴时看到的是“满天星满地花”；不高兴了呢，就会去搜集一些负面的信息碎片进行拼接放大而后折磨自己也影响他人。明明期待着肯定期待着赞扬期待着做一个倍受宠爱的乖宝宝，却偏偏选用了使性子闹脾气不听话不合作不让周围所有人高兴的方式来诉说愿望表达需求。这种小孩子撒娇式的小把戏或许真能吸引家长关爱的目光，但组织毕竟不是家长，个人却是必须对自己负完全责任的“完全行为能力人”，所以一旦耍闹过了头，则恐怕往后再如何努力表现都于事无补。“我们多么可怜，献出心去还要看人家要不要！”——这是胡风的经典性叹息，它让人在重温至理名言“性格即命运”的同时也突发奇想：假如当年胡风的自我感觉能再差点自我期许能再低点圈子再能扩大点胸襟再能放宽点，性情能再宽容一点、厚道一点、平和一点、友善一点、谦虚一点、淡定一点、阳光一点、柔韧一点，他令后人顿足扼腕痛惜无此的大悲剧，或许是可以避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