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着鱼过河

　　我自己也莫名其妙，我在车窗外所看到的一切以及在我心中激荡着的那股无可名状的欢乐感，竟会交织在一起，化为一个决心——写作，写作，再写作！

　　但是写什么呢？在那一瞬间，写什么对我来说都一样，只要我所写的东西能够把我有关美好的大地的那些想法，把我要使大地不致贫瘠、干枯、死亡的热望，聚合在它的周围就行了，只要能够把上述两点像受到磁石的吸引那样，吸牢在某个题材上就行了。                                      ——[俄] 帕乌斯托夫斯基   《金蔷薇》

　　《银鱼来》构思了10年，写了4年。写好后，书稿像找不到归家之路的游子，在刊物与出版社之间转悠了两年。

　　我做了13年地质队员，在野外工作过8年。刚工作不久，一位从事水文地质调查的同事告诉我，我们所在的矿区一个溶洞里有银鱼。这是一个平时干涸，下大雨才淌水的溶洞。同事说，银鱼是透明的，连肠子都看得清清楚楚，成人食指般长短，腹部如铅笔般粗细。同事捉到过一条，养了两天就死了。银鱼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它们生活在清水里，在见不到一线光线的清水里。我一次也没见到过，但深感神奇。几年后，我在一个叫丁台的乡里找锰矿，见一群小孩在水渠里玩，他们人手一个罐头瓶，说是在捞银鱼。水是从山洞里出来的，我打着手电钻进去，只走了四五十米，水雾越来越大，手电光变成混沌一团，连手臂可触的岩壁都照不见。洞子外面烈日炎炎，洞子里却冷得让人起鸡皮疙瘩，泉水彻骨冰凉。我仍然没见到银鱼。孩子们都见过，有个孩子三天前还捉到一条。

　　因为想见未见，银鱼活到我心里来了。内心深处未必有清水，但一定有黑暗。我想用银鱼的灵性来表达我对生命与生活的感受：不管黑暗有多黑，银鱼都能看清楚看明白。只要有清水，它就在，就能知晓暗处的一切。

　　有了银鱼的眼睛为我领路，写作顺畅多了。

　　小说写到一半时，一位湖南朋友寄了一盒“洞庭湖银鱼干”，所谓大跌眼镜，亦不过如此。我此前一直固执地认为，银鱼是神奇的，是除了黔北的山洞，别处没有的。幸好小说已经写到一半，要不然，这部小说就被这盒银鱼干废了。小说写完后，应老家余庆县文联邀请去做讲座，闲谈时有人告诉我，一个叫方竹的水电站，原先水库里没有银鱼，有好事者从外地引入，几年间凶猛繁殖，现已不计其数。语气有几分不屑，说它们除了给其他鱼当食物别无用处。因为破坏水质，想把它们清理掉，但所知的办法都不管用，只好任其存在。听到这里，我有种亲人被蔑视和诬陷的感觉，接连几天倍感失落。

　　小说中的人，一开始也是模糊的。因为情节与1935年有关，与1949年有关，与后来的70年代、80年代有关。核心人物只能是与我有关系、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的人。

　　但这些人和山洞里的银鱼一样，全是我没有见过的人。

　　表明上看，我在写我的祖父、外祖父们，实际上，他们的名字和长相我都不知道，他们全都在我出生前10年、20年就去世了。他们的坟上没有墓碑，他们名字的汉字模样我一次也没见过，父母当然说过，但总是记不住。

　　这给了我更大的想象空间，他们的早逝让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具有了传奇色彩。传奇是靠不住的，但传奇性的产生和世道人心一脉相承。

　　想了好几年也没动笔，是因为很多情节都是模糊的，直到有一天，整理办公室，在柜子里看到一本《桐梓县志》(1995年版·下)，撕开已经粘在一起的图片彩页，一下被迷住了。我在这半部县志上看到了我需要的东西。比如卷十四：政事。分三章，清代政事、民国政事、新中国成立后政事。虽然清代与民国政事，在其他书上也能看到，但具体到一个小地方，与这片土地和人民相关的政事，在其他书上是无法了解的。对新中国成立后历次运动的介绍，就更难得了。像我这样生于60年代后期的人，表面上也算经历过“文革”，但10岁之前，哪里懂得世事的传承起合。对更早时期的“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四清”等等，全是道听途说，究竟发生了什么，发生在哪一年，脑子里理不出任何线索。这一切对我构思的小说并非重点，有些事一笔带过，甚至根本就不提，但我不能让一个从民国初年活到现在的人绕开这一切，他的举手投足，无意中的一句话，都必须与这100年来的历史相应。世事与人都无空过者，都会留下痕迹。在彩页后面有几十幅黑白照片。其中一幅是《除四害能手和他用麻雀皮毛制的被子》。照片上，“能手”握着超过他身高的鸟枪，服装既像公安民警，又好像不大正规，仿冒的警服。用麻雀皮毛制作的被子垂挂在树上，他的表情有几分天真。他的天真代表了那个时代，他的荒唐也代表了那个时代。让人既忍俊不禁，又有几分沉重。  

　　我并不急于将县志上的东西往小说里搬，我饶有兴趣地读着，做卡片和笔记，让县志上的一些记载慢慢化入我的小说叙事。

　　在1930年纂辑初版、1987年校点再版的《桐梓县志》“卷十九 物产三 羽 毛 鳞介 虫”，其中一条带给我的灵感，促使我写了短篇小说《纯生活》(2010年《人民文学》第5期)，原文如下：

　　独足鸟 一名山魈，状如枭，人面而一足，名曰橐蜚(《山海经》)。即孔子所称商羊者也。独足，纹身，赤口，昼伏夜飞(临海志)。

　　按：山洞中常有独足迹，或作钉鞋印，大者长尺余，小者作女人弓鞋样，皆未见其状也。

　　这种鸟长着一张人脸，但天性胆小。恍然觉得这不是鸟，而是另一类人。小说发表后各有评说，引起读者重视的，我不认为是构思有什么独特，独特之处是山魈这种动物。

　　再如1995年版的《桐梓县志》，《大事记》中记载，道光二十年，县人赵旭在任郑珍、莫友芝纂《遵义府志》采访之余，纂成《桐纂》。《遵义府志》被梁启超推崇，称其天下第一府志。莫友之被曾国藩尊为西南巨儒。桐梓县自古以来隶属遵义府。这就不难明白，《桐梓县志》为什么这么耐读了。

　　志书里收录了方言俚语和灯谜，也都很是过瘾。

　　俚语：

　　一根骨头想哄几条狗？

　　一丝眉毛落下来就把脸遮了。(斥胸襟狭窄)

　　心想梳个光光头，几根癞毛不争气。

　　姑娘是给女婿养的，儿子是给媳妇养的。

　　“闹”(毒)人的药不在多。

　　腰杆上别死耗子，冒充打山匠。

　　猪尿泡打人，痛是不痛，有点胀人。(让人烦)

　　灯谜：

　　为何停鞭不走(打一世界名人)——马歇尔

　　货车不准载客(打球赛用语)——拉人犯规

　　卷二十五专述“风俗”，相当丰富，包括行业习俗，家庭习俗，生活习俗，岁时习俗，祭祀、庙会，礼仪习俗，婚姻习俗，丧葬习俗，陈规陋习，苗族风情，杂记。

　　凡此种种，叫一个写作的如何不欢喜。

　　三本县志读完，做了几百张卡片。卡片上的内容，不是摘录，更多的是当时产生的联想。至于与历史有关的情节，则是反复查证，不能乱来。比如冯玉祥在桐梓所作抗战演讲，时间与情节都是真实的。

　　当然，为了完成《银鱼来》，光读《桐梓县志》是不够的。期间还浏览了《怀旧七十年代》《怀旧八十年代》《原初智慧的年轮》《中国符号》《金枝》《遵义掌故》《贵州当代史》《贵州文史资料选辑》《幽灵之家》《中国帮会史》。远不止这些，究竟读过哪些，已经无法列举了。曾把1978年以来出版的《世界文学》全部买来，随便抽一本来读，得到过什么启发，也没法去细数了。一点一滴，比这几年吃的盐还多吧。

　　现在来看，有些句子莫名其妙。我像一个不大会种庄稼的人，广种薄收，东挖三锄西操犁，不成体统。但它们有时会为我打开另外一扇门。当我写作顺利时，我会警惕，这种顺利是否预示着简单或浅薄，这时就需要曾经的片言只语，来为我掀开近在咫尺却视而不见的通道，让我走得稍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