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艺术品格 呼唤艺术良知

　　当下，中国电影、电视剧创作诸侯烽起，生产数量出现井喷，其中当然有精品，但平庸之作甚多，还有不少属于“豆腐渣工程”。前些时候，吴天明导演在接受采访时尖锐地提出：“现在我们到处都是著名导演、著名编剧、著名演员，可名著在哪儿呢？”他的这一声发问，真的是振聋发聩。我们的文学艺术，特别是影视剧创作，确实已进入“著名”多、“名著”少的时代。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创作中缺少平民意识和艺术家的良知，便是诸多原因之一。

　　文学艺术作品的价值，常常就表现在它所达到的“人民性”高度上。恩格斯在致保尔·恩斯特的信中指出，历史的发展不取决于少数人的意志，而是由在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历史合力”来决定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价值主体，也是社会历史的实践主体。最广大人民群众情绪和愿望的总和，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作为艺术创作者，应当具有平民意识，要沿着最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合力”的方向，表现他们的最大愿望，反映回荡在他们心底深处最强烈的呼声。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旋律。

　　所谓“具有平民意识”，首先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来进行电影电视剧的创作，提倡“有血痕无墨痕”的佳作，摒弃“有墨痕无血痕”的赝品。我们应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努力拉近银幕、荧屏与观众的距离，让作品与广大的中国观众贴心、碰心。过去和现在，我们的许多作品之所以受到观众冷遇，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跟老百姓隔心，有太多的虚假、太多的矫情，让广大观众有太多的厌烦、太多的不信服。

　　前一段时间，我们集中看了近20部的伊朗电影，不全好，但好的不少。伊朗的艺术家们始终深情地凝视着自己的人民，非常富有质感和富有情怀地表现他们的生活。伊朗电影人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求生，以清新质朴、恬淡温暖又充满哲理的影像风格去表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友谊、宽容、爱、和谐这些主题撞击了我们的心扉。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并深长思之的艺术现象。

　　对于艺术家来说，仅有平民意识还是不够的，还要有艺术良知。当前，我们的国家正进行着伟大的社会变革，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前行的大潮激流勇进，但同时又有各式各样的沉渣泛起；真与假同在，善与恶并行，美与丑互映；我们的人民，激情澎湃地创造着历史，同时也背负着历史的重轭……作为艺术创作者，我们有责任表现这一切，要自觉地贴近、溶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活动中，以他们真实的生活为中心，勇敢地抨击假恶丑，大力地弘扬真善美，真诚地、深入地看取人生，努力让我们的作品引起广大观众的共鸣。

　　我们强调努力让作品引起广大观众共鸣，与以媚俗的方式迎合观众不是一码事，与“娱乐至死”更不是一码事。娱乐是文艺作品的重要品格之一，也是区别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最显著的标志。但娱乐并非是文艺作品惟一的和全部的品格。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说过：“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让文化变成一座监狱，另一种就是把文化变成一场娱乐至死的舞台。”在世间的喧哗与骚动中，如何坚守艺术的品格和艺术家的良知，如何努力创作出既不“欺世”，也不“媚俗”，同时又能让广大老百姓赏心悦目的作品，是摆在艺术家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我们强调艺术家要有平民意识，要以人民为中心来进行电影、电视剧创作，并不排斥以笔作为解剖刀。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同样也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他们身上同样也有精神痼疾，也有鲁迅所说的那种“国民劣根性”的东西。倘若一写到或一拍到他们，就只是一味地同情与赞许，那也不是可取的。现在，我们在表现官场和商场时，作品并不缺少批判的锋芒，但在表现底层的时候，往往凝视多于审视，同情多于解剖，甚至只有凝视没有审视、只有同情没有解剖。这会减弱作品的现实品格和现实主义力量。当年，鲁迅并未因阿Q贫穷而将他写成中国的脊梁，也并未因孔乙己落魄而将他誉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进行影视剧创作，就是要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现实，就是要把人性中的真善美和假恶丑都真切地揭示出来，怀着深切的关注和真挚的爱。

　　我们在影视剧创作中既要有平民情怀，又要有艺术家的良知。一个成熟的作家和艺术家，需要有自己独立的审美立场和价值判断，进而确定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作品与未来发展的关系。没有文学支撑的导演是走不远的，没有理论支撑的作家和编剧也是走不远的。艺术创作是一场马拉松竞赛，时间，惟有时间，才是文学艺术作品最权威最公正的批评家。我们只有以人民为中心，真实而又富有远见地表现生活，让人文的阳光在作品中流淌，我们的作品将来才不至于在时间的铁砧上褪色、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