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生产的版图上,贵州几乎可以说是被遗忘的省份。尽管以贵州为外景(如陆川与姜文合作的《寻枪》)或故事背景发生于此(如柏林银熊奖获奖作品《人山人海》)的影片近些年时不时会出现在我们视野里,但贵州本地的电影创作与制作却还只是在起步阶段。再过若干年,回头来看贵州电影,2013年出现的《小等》可能是一部现象级的作品。
《小等》由贵州省文联、中共湄潭县委宣传部、雨墨春秋影视文化艺术(北京)有限公司、贵州省影协等单位联合摄制。“小等”是影片中的小主人公,她的祖母盼孙心切,给她取了这个名字。父母因为超生带来一系列问题,只得外出打工。影片叙述的就是小等的留守儿童生活,包括干农活、养猪、赶场、照料疯疯癫癫的老祖母,还要挤出时间读书。她一直等着母亲归来。另外两个人物,喜感十足的村委会主任和身有残疾的乡村教师,成为小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重要帮手,同时也给小等的童年带来或甘甜或苦涩的味道。显然,这只是一部“小”电影,无论是题材、空间、人物、情节等艺术要素,还是投资、制片、宣发等制作环节,都是小的。
然而,从文化指涉的角度看,它又没有那么小。在主题上,这部影片涉及了留守儿童、西南民族处境、新型农村建设、社会发展模式、农村教育事业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构成了中国西部开发课题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发展,到人文建设。在小等稚嫩的肩上,我们竟不期然感受到这么多重大问题的重量,这着实令人吃惊。但如果细想,却又是必然的:那些重大的社会命题,最终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即使是如小等一般生活在大山里的孩子,也不可能脱离这种影响。不妨说,创作者越是贴近社会的个体,就越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当电影创作者开始对小的事情、小的人物真正关注起来,才反倒说明,他们在大的主题思想和创作方向上是对的,是好的。因为所谓宏大主题,只可能存在于鲜活的社会生活里,绝不存在凌驾于后者之上的历史叙事中。本来,这是一个不难理解和想象的简单辩证法应用,但在今天浮躁、惟票房论的电影环境里,要坚持这一种电影创作理念,已经成为自讨苦吃。或许,惟有在电影生产尚不发达、电影还没有完全沦为娱乐商品的地方,才能给这样的创作留出一方天地?
当然,主创者并无意表达这些宏大命题,而只是用细致温情的手法呈现小等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平和观照,而正因如此,反倒使我们更能够近距离地观看到当代贵州山村的真实景象。《小等》之所以能做到真挚、动人,与原作者肖勤、导演朱一民、贺祝平对贵州留守儿童生存处境的深入了解分不开。在展现场景、刻画人物等方面,他们不需要刻意地接地气,因为他们本身就在地气里边。多年的贵州生活,多年耳闻目睹与耳濡目染,使得他们心中的贵州不仅仅是“奇观”或遥远的“他者”,而只可能呈现为一种带着乡土湿度和热度的存在。更不必说,饰演小等的小演员本身就是务工人员的女儿。这部影片的创作、制作、宣发等过程无比艰难,但却给了创作者们两个女儿,一个是片中的小等,一个是片外的《小等》。可见,在用影像来叙述贵州故事的问题上,最终能做好的一定是生活在贵州的优秀电影人。这个意外的结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笔者近年的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以西南地区为舞台的影片并不少,却总觉得隔了一层什么。
《小等》在创作上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主创者的温情。同样的题材,假如换成现代意识更强烈的导演,完全有可能变成冷酷悲剧的调子。这样的作品在以艺术电影自居的边缘创作里并不罕见。与之相反,《小等》的主创者采用了非常正面、乐观的立场,以极大的善意柔化了剧情可能走向的激烈冲突。必须承认,在不了解贵州省情之前,笔者会轻微质疑这种处理。只是在逐渐熟悉了贵州的气氛之后,特别是和不同层次、不同地区的贵州观众们一起看过4次《小等》之后,笔者才从他们的热烈反应、感动、甚至泪水中理解到,这种处理和定位有着更为扎实的民众基础,也更贴近民众的认知和审美。
正是在这样的省情下,我们说,《小等》是贵州的“现象级”电影。首先,导演本人非本省土著,但却与贵州结缘深厚,他对此片的贡献说明,在当地电影生产欠发达、资源有限、人才不足的情形下,“东才西用”可能是一条解决上述困境的有效路径。如何吸引东部资源、刺激培育当地电影文化生态环境,是未来贵州电影乃至西部电影事业需要思考的一个命题。其次,《小等》市场定位相对明确,如果运作得当及时,应该可以找到很好的渠道,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市场回馈。但从现在的情形看,宣发最得力的竟然是上海的渠道,贵州省反倒没有发力,甚至出现了此片进入某些地区性的展映活动,而制片人竟然尚不知情的怪事。
因此,贵州的这部“现象级”电影又完全可以看作电影欠发达省份的艰难电影探索。之所以艰难,还因为《小等》没有走投机取巧的歪路,宁可坚持良性的、见效较慢的正路。它的经验和缺陷都弥足珍贵,应当总结。无论今天的成绩如何,贵州乃至西部电影终归要发展、前行,那么今天的每一步探索都会成为下一步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