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空气污染的地球

　　黄金明的中篇小说《实验室》(刊发于《芙蓉》2012年第5期)，是其“地下人”系列小说之一。读这篇小说，一开始我是云里雾里的，似乎作者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完全不在传统小说叙事的时空框架之中。细读之下，才最后明白，这又是一部梦幻小说，不但故事的现实时间被取消了，而且故事发生的空间也模糊了虚实边界。虽然对于阅读者来说，这样的叙事结构有些难以接受，不过倒也与题目极为妥合。你想想，实验室的时间与空间不正是具有虚拟和现实的双重属性吗？当我们身处于实验室之中，一方面我们所拥有的时空属性是非现实的；另一方面，实验者是来自现实世界之中的人，他赋予了实验室一种现实的目的和意义。黄金明笔下的“实验室”，存在于梦境之中，是一个完全超现实的世界。但这个梦，无非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意义倒影。小说中有一句话，在我看来，是值得一品的：“我只有在梦境中才能摸到现实的衣角”。

　　故事发生于2066年。由于人类对地球空间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地上城的居民们已经久违了辽阔而清澈的天空。与此同时，地上城远远满足不了城市人口的膨胀，地下卫星城被大规模开发出来，成为收容地上城多余人口的一个个巨大的幽暗空间。就在地下城之一的洞城里，科普作家陆深做了一个长达16天的科幻之梦。在梦中，他以诗人的身份受邀参加“天空与信仰暨重建天空高峰论坛”。论坛的主办单位是致力于开发人造星球的新宇宙有限公司。诗人陆深接受了公司主管黄晶的邀请，参加一个外表只有核桃一样大小的人造星球的实验计划。至此，“实验室”在这个小说中的具体所指已很明确，它就是人造星球。诗人陆深进入这个实验室，见到久违的天空，与美丽的黄晶姑娘开始了一段奇异的创世之旅。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梦，当陆深醒来，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巨大的、密不透风的圆茧里。这个圆茧在小说结尾处出现，多少显得突兀，却不失为一个精彩的寓言，它是对人类一切作茧自缚行为的微妙嘲讽。

　　读完这篇小说，我首先想到了张雨生的一首歌。这一段歌词，相信人人皆知：“走，带我走，走出空气污染的地球。”后来，张雨生果真早早就与这个世界告别了。万物在他生命中已归于阒寂，而那个空气污染的地球还在继续着它的滚滚红尘。与张雨生的“一骑绝尘”稍有不同的是，黄金明对“重建天空”的幻灭式书写，显然包含了他对现代文明爱恨交加的态度，但从根本来讲，他表示了深深的失望。于是，重建另一个世界的终极意义回到了小说本身。人造天空只不过是一个梦，惟有小说本身让这个梦定格为一个真实可靠的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就是小说家再造出来的，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距离又遥相呼应。

　　这是一次发生于城市毁灭之后的“科技乌托邦”书写，由此我想到了1858年，别林斯基在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中有这么一句话：“街上也有泥土和灰尘，然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城镇。”写这封信的背景是，当时托尔斯泰正准备创办一本纯艺术杂志，他邀请别林斯基成为这本杂志队伍中的一员，但别林斯基谢绝了。此时的别林斯基已从早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信仰中走出来，宣称“在我们这样糟糕的时代，艺术必须是奴仆，服务于其自身以外的目的”。借用别林斯基与托尔斯泰的这个幽微往事，我们似乎从城市问题回到了文学本身的问题。别林斯基的意思是，文学不必去蒙受街上的泥土与尘埃的污染，但作家却必须为保卫自己的城镇而行动。这就是文学的“双重伦理”，一个是面向自己的，一个是面向社会的。

　　黄金明的这篇小说，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了“文学本身”的叙事伦理问题。作者有着敏感的现实关怀意识，对不断膨胀的城市文明所具有的“正能量”持一种深切怀疑的态度。正是从这个态度出发，作家启动了想象的程序，在小说的语言中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在这“另一个世界”中，作家同时完成了对自我形象的确认，他可能是一个热爱自由的诗人，也可能是一位“毕生都在地底下疯狂劳作而徒劳无功”的艺术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把黄金明的这个作品看成是一篇具有“元小说”质素的小说。它清晰地指向了“文学本身”的问题，也就是“文学何为”的问题。尽管这或许不是作者的“有意而为之”，但无论如何，在作者的观念世界中已具备了思考这些问题的基本雏形。

　　黄金明的语言兼具哲学家和诗人的双重品质，一方面充满了雄辞和辩论，另一面则是加速度般的跳跃与张力。这里显然包含了作者的某种写作抱负。但是，在实现这种抱负的过程中，对自身的内部复杂要素的清理与重建，却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黄金明似乎还没有最终完成这一任务。他的语言，大抵上被一种混杂的气息所笼罩，其中亦不乏有诸如“才子佳人趣味”等的自然流露，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困惑。毫无疑问，作家投射在作品中的观念世界一定是复杂而多义的，但这并不妨碍他通过自己的语言实现自我净化。只有完成这种净化，作家的面孔才可能变得更加清晰，才有可能在读者中找到自己的知音。写至此，我意识到我并不仅仅是在对黄金明的小说发表看法，更包含着对自己写作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