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亮乡村日常生活的隐秘纹理

　　朱山坡是位质朴且厚实的作家，沉稳地生长自己的叙事伦理和创作理想，显示出他独有的写作质感和小说精神。他执著地将中短篇小说作为话语主场域，在有限的空间里营建复杂而多方向滑动的叙事。他对表达没有多大的兴趣，重在以心灵与现实融合后的想象，将某种生活或者是某种人生态势呈现。这极大地考验我们的阅读能力，当我们试图洞察其叙述指向时，往往会因迷茫而失望。我们能做的是进行参与性的阅读，在他的文本中感受我们与现实与灵魂对话后所带来的感受与体悟。因而，他的小说一如乡村一样，没有炫耀，只有朴实的形容和平常化的生活流动，一切任由读者行走与体味。这显现了朱山坡作为小说家的一种狡猾：别试图分析我在说什么，你读到的你感觉到的，就是我要表达的。饱满的容量，丰厚的底蕴，平稳叙述中隐含的确定性和多向性，生成了朱山坡小说个性化的品相和奇妙的魅力。

　　朱山坡深知乡村的平实与博大、平静与涌动，所谓乡村的代言人或全知者，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企图。幸好，他熟悉乡村的玄机，如此才能打开乡村的隐秘之门。乡村如同一条缓缓流动的河，凝视，是不会观察到什么的；潜入其中，看到的也只是河的内部非河的灵魂；掷进一枚石子，那飞溅的水花才是河的语言。让河自己言说，才能探知其真正的内在。朱山坡的乡村叙事，没有生动甚至是传奇性的故事，不做所谓的客观状写，他让一个人物从乡村生活中浮现出来，唤醒乡村的或宁静或潜藏。而这样的人物，并非原本就在乡村怀抱里，只是一个外来者，或可称之为闯入者最为确切。在这方面，鲁迅的《阿Q正传》的运用是最为经典的。对于未庄而言，阿Q是一个地道的闯入者。因他的闯入，未庄的一切都骚动混浊起来。是他打破了未庄原本的平静，让沉寂村庄深处的那一切得以在生活中呼吸和奔跑，未庄的真实也才得以完整的展现。朱山坡正是借助这种杠杆性的叙事，将人物的闯入行为作为最好的叙事着力点。

　　《陪夜的女人》中的女人没有名字，包括后面要提及的《回头客》中的男人，也没有名字。这两位闯入者都没有名字，只是以他们的性别作为代称。

　　凤庄的方正德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儿子方厚生在外打工，花钱雇来一个女人陪夜，好让父亲在断气时身边有个伴，不至于死得太寂寞。方厚生想得还算周全，其中不乏孝心闪动，但不知道垂死的老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女人是知道的。为钱而来的女人，却在日渐淡化职业色彩，内心的善良被方正德老人一点点地激活。老人不再是至少不完全是她的服务对象，亲情在他们间悄然生长。她精心照顾着老人，做了许多原本不需要她做的事，比如洗衣服，比如为老人洗一生中最后一次澡。一个素不相识，没有任何情感关系，只是做一份工作的女人，成了比亲生儿女还亲的人。就连在自家男人生病卧床、小儿子也患病之时，女人也没有丢下老人。对她而言，这已经不是职业道德的使然，不是对一份承诺的坚守，而是对老人最真切的临终关怀。

　　方正德老人的人生故事和浓郁情怀、女人平凡身影之中的华彩心灵，似乎暗示了小说着力抵达的主旨。当然，仅在此层面，小说已经具备不寻常的力量。然而，当我们的阅读灵动起来时，我们发现朱山坡的叙述潜伏着另一股力量。女人对于老人的悉心照顾，起先让村里人十分佩服，但无法理解女人这超越了“本职工作”的行为。有好事者打听女人的身世，在得知女人年轻时做过“三陪”，他们心中有了某种异样，对女人由敬佩到远离。老人去世后，女人离开了凤庄，逃离了这个村庄的人们。

　　《回头客》与《陪夜的女人》同属一种叙事结构，这一次是一个男人闯入了蒲庄。蒲庄几乎与世隔绝，对外来逃荒要饭的人，蒲庄人表现出朴素的善良，不计回报地帮助他们。自己过得很清苦很节俭，但很大方地给难民吃喝，即使得知有些难民离开时偷走他们的食物和日常用品时，他们也很宽容，从未计较，也从未影响他们对后来的乞讨者进行无私真诚的施舍。但目睹这些乞讨者在村庄不远处肆意不劳而获地吃喝，蒲庄人认为受到了愚弄，从此不再让外来者进入村庄。一个男人来到蒲庄，不是乞讨，而是为了报恩，报答蒲庄人在他与妻子第一次流亡到蒲庄时得到的恩惠。

　　男人的身世很神秘，朱山坡相当狡黠，制造了一个个悬念。但男人的报恩是实实在在的，他要亲手为蒲庄的每户人家做一件家具。蒲庄人没想过乞讨者的报答，男人的举动让他们很意外，也觉得男人没有必要这样。男人决意要报恩，蒲庄人也就在不好意思中接受了。因为男人的闯入，厚道的蒲庄人的言谈举止中飞扬着算计、猜疑、不满和角斗。表面上，这是男人的错，没有他的闯入，蒲庄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子。可是，我们知道，这其实不是男人的错。如此一来，《回头客》真正的叙事目的和内在力量令我们惊讶。

　　朱山坡对父辈的人生和心灵情感世界，有着超乎寻常的迷恋，渴望追问和了解。是的，感知父辈，便能在一定层面上知晓我们的前世、今生和来世。这可能是朱山坡的书写意旨，至少也是主要目的。

　　《跟范宏大告别》中阙天津在将死之时要向村里所有人告别，尤其是要向范宏大告别。在寻找范宏大的路上，他向四个儿子讲述了他与范宏大的交往。在寻找范宏大的过程中，三个亲生儿子相继离开回村子了，只有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大儿子一直陪着他。血亲间的传承在此断裂，看来，他要告别的不是范宏大，而是与一个时代告别，一种伦理在他的告别中消亡。

　　朱山坡有不少的作品，叙述对象都是父亲或母亲，叙述者是儿子。看来朱山坡不愿随意猜测父辈的生活，只以旁观者身份进行有限度的呈现。有意味之处在于，朱山坡并没有走进父母曾经的生活现场去揭开那些我们无法参与又特别感兴趣的生活，也没有着力于时下父母紧紧裹着的内心空间，而是关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非常态。换句话说，他捕捉到父母在平常生活中的某个爆发点，支撑着叙事的驱动力。

　　《鸟失踪》中的父亲，在年老体弱之后变得面目全非。“晚年的父亲已经集天下男人所有的毛病于一身：酗酒、好赌、懒惰、几个月不洗澡和对老婆的傲慢，还不遮不掩地到陈村光顾一个40多岁的贵州妓女的被窝。更甚者，父亲要跟母亲离婚，异想天开地和贵州女人结婚。”父亲只有到“我”这儿，才会重现变成原本的父亲形象。后来，父亲喜欢上养鸟，养鸟的父亲安静老实下来了。最后母亲像鸟儿一样失踪了，只留下了一屋子各色各样的鸟。

　　小说的最后给父亲的出走留下了一个理由，他是到南方去寻找30年前战死的大儿子。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只是朱山坡的叙述陷阱，看似指引了一条解读父亲行为的信息，其实是在扰乱我们的视线，增加小说的内涵。很明显，鸟是一种象征，父亲在鸟身上体会到了关在笼子里的感受和飞翔的自在。活了一辈子，快接近生命终点时，突然变得如此的反常，如此的不可思议，这让我们的思考难以穷尽。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特质，正是在此种叙事中旺盛。

　　《骑手的最后一站》中的父亲更是不可思议。父亲进城得势后与母亲离婚，娶了第二任妻子。后来他犯事入狱，第二任妻子抛弃了他。他出狱后得了肺癌，在临死之前，他回到母亲身边。没过多久，他让“我们”把他绑在马上，冲进了漫长而黑暗的隧道。父亲的形象是单薄的，行为有太多的省略。父亲为什么非要回到曾经的地方，然后又以这样的方式走入死亡？是愧疚，还是重新从起点开始另一程的行走？一切都由人们独自去理解与想象。

　　相比之下，《败坏母亲声誉的人》中的母亲，倒有着清晰的面容。这部两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被朱山坡埋入了太多的东西，以致于难以简要地概括。我们的阅读动力源于哪些人又是如何败坏母亲声誉的。母亲年轻时喜欢一个戏班主，但未能如愿，后来村里的一些人以戏班主给母亲写的一封信为要挟，不停地向他借钱。这些人还谎称父亲在外面有了女人。母亲与戏班主之间其实很清白，村里人也没有拆开过那封信。父亲去世后，母亲嫁到了外地。但母亲的第二任丈夫倒是确确实实败坏了母亲的声誉，让她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母亲对他厌恶痛恨到极点，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然而，他找来后，母亲内心的某种东西又被唤起，不但帮他洗衣服，最后还和他一起走了。母亲的人生乱如麻，朱山坡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入口和出口是同样的混杂交错，可以牵出无数个线头。我们能确信的是，母亲内心很善良，还有些柔弱，其他的就取决于我们的阅读和意会了。

　　在我看来，朱山坡的叙事最出彩之处，是他那相似却又令人难以忘却的结尾。这结尾的姿势几乎是一样的，一个逃离了原先的生活与世界，走向了无法知道的前方。这结尾立起了一个人，一个细节像钉子一样深深锲进我们的心田。《陪夜的女人》中的女人划着船离开凤庄，“跑得贼快，像鬼船一样”；《回头客》中的男人与船一同下沉消失在湖中央；《灵魂课》中的那位母亲拄着拐杖却走得很快，最终她打拐杖上高高悬着的气球消失在马路拐角；《跟范宏大告别》中的范宏大“几乎是拖着右腿跑的，但跑得很快”。《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中的男人“尽管他的左腿有些瘸，但他走得很快，一会儿便随抬担架的人连同担架上的男尸一起消失在小巷尽头”。

　　逃离，或是因恐惧而挣脱；或是因不满而寻找新的可能；或是因绝望而毁灭。这些人的肉身在我们的视野中遁去，可他们的形象和姿势永远驻留在我们心中。我们能做的是眺望他们的背景后再次回到他们逃跑前的生活，去发现，去思索。

　　解读朱山坡的小说是件相当困难的事，但阅读起来可以十分畅快，趣味无处不在。他没有精心地编织故事，但每部小说都有意趣十足的故事。这些故事发生在乡村，有着鲜明的地域性乡村风味，但又能让我们在阅读中不自觉地忘记乡村的存在，走入普遍性的生活境地。他的叙述是那样的诚实，像河水一样自然流动，但漩涡无处不在，你觉得行走顺畅，其实早已被拽入了迷宫。与博尔赫斯的迷宫稍有不同的是，朱山坡的用意不是要让我们迷失，而是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通道和出口，赋予作品多层次多方向的叙事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