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期待“归来者”带来生机

　　不管你是否看得惯，这几天，电影《小时代》就那么热热闹闹地成为了人们议论的话题。在业界几乎压倒性对影片给出差评的同时，《小时代》也能得到一部分青少年观众的力挺，时尚、养眼、梦幻是他们评价这部电影的关键词。“纸醉金迷怎么了，做梦怎么了，这就是我理想中的城市啊”，一位网友这样反击人们对影片“恶趣味”的指责。城市“的确如此”吗？相信每个生活在城市的人都会作出自己的判断。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改变了之前中国人对生活轨迹的预判，变化就像一座座摩天大楼一样说不准哪天就拔地而起，与之相伴而生的自然也有始料未及的困境与疑惑。它们有的成为文艺作品的一部分，有的却仍然被忽视或者放弃。如今，真正生活在城市里的一代人正日渐成熟，或许我们可以期待，他们日后能为城市文学带来新的生机，创作出真正具有城市感和现代感的文学作品。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二届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主办方以“故事钩沉与城市史诗”、“上海故事与女性视角”、“重构城市传奇”、“归来：我们的世界与上海”为议题，邀请在沪作家、学者进行了4场对谈。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上海都可以被视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观察样本，而对上海的书写从来都是城市文学的重要构成，因此，探讨上海城市文学的书写经验，会为更大范围内的城市文学创作带来启示和思考。

　　接近城市的复杂“真相”

　　今天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中提到，有关于乌托邦的城市和关于地狱的城市，它们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都应该成为城市文学的书写对象，因为它们都是城市经验的重要构成。文学中的城市是什么样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约翰·厄普代克的宾夕法尼亚州、奥尔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它们是复杂的、现代的、有“性格”的，并与地理意义上的城市相互对照、呼应，成为读者心灵的城市、经验的城市。

　　2012年，作家陈丹燕敲下了《和平饭店》的最后一个句号，这部作品是她对上海的又一次书写和贴近。她觉得，上海就像是一部侦探小说，而自己就在一次次有趣的发现中不断接近这个城市的真相。“你总觉得快要发现真相了，而真相却总是那么扑朔迷离。我想找到更多的东西，我想知道我能找到多少。”可能有人会说，这有什么难的，谁都知道上海是什么样的。那么，你真的知道上海是什么样的吗？

　　事实上，关于上海的城市书写要关注的不单是外滩、洋房、咖啡馆、淮海路、小资、洋气这些地标和符号，它要深究的是一座城市的精神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精神。就像孙甘露说的，“真正的上海比我们在作品里描述的要丰富得多，这个时代、这个城市，人的精神活动都是那么复杂微妙，虽然说起来好像人所共知，但真正涉及到这个城市的精神，却又没几个人能说得明白。”每一座城市有它自己的性格，这种性格抽象来看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写作者的身份让作家以敏锐的目光和文化视角进入、表达城市经验，他们看到了卖菜大婶日复一日的劳动，但写下的绝不只是这种机械的重复。

　　避免同质化、符号化书写

　　从某个角度来看，城市经验总是具有相似性。比如从现实来看，大家关注的民生热点几乎一致。而从作品来看，城市书写大致体现为两种路数，一种是把城市视为充满诱惑的“恶之花”，在批判的同时唱响田园牧歌；另一种是耽溺于描摹城市生活的细节片段，经常一不小心就写碎了。这就使得城市书写很容易走向同质化，如果把作品的地名隐去，读者可能很难分清这一个和那一个有什么分别。

　　文学作品需要细节的支撑，但要是写得太零碎，就变成了“一地鸡毛”。一些作家致力于书写转型时代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的生存境遇，他们对小人物的塑造以及对底层生活的描摹为城市文学注入了活力，但的确容易显得凌乱细碎。擅写上海普通市民的作家滕肖澜觉得，因为自己喜欢从普通百姓的生活切入，一不小心就容易写碎了，很难拔高，“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还是要尽量对自己的写作视角形成突破，改变城市小说碎碎念的感觉。”

　　相对于“碎”，另一个屡遭诟病的是符号化书写。城市永远是霓虹闪烁、纸醉金迷的钢筋水泥丛林。欲望永不止息，混乱甚嚣尘上，小人物艰难挣扎逃不脱悲剧命运，特权阶层众星拱月、一呼百应。人物、情节在不同的情景中排列组合，读者记住的尽是穿亚麻衬衫的男人和不停更换名牌手提包的女人。城市的确有许许多多符号，但城市文学不能用符号来堆砌。

　　“归来者”或为城市文学带来新生

　　时间来到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在城市中长大的一代人正逐渐走向成熟，他们没有缺衣少食的生存体验，在各种各样的诱惑中长大。他们熟悉城市里的人和事，在这里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互联网成为真正的世界公民。成年之后，他们有的到另一个国家、另一座城市求学、工作，有的虽未离开故乡却受到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这样的经历让他们在重新审视城市生活时具有新的视角和更广阔的视野，当他们再度书写自己过去生活过的城市时，其作品就带有了“归来者”的新鲜色彩。

　　作家徐敏霞大学毕业后选择到宁夏西海固支教，再回到上海，她开始用一种“低的姿态”去看待生活和周围的人。以前总觉得什么都看不惯，现在觉得很多事情都情有可原。“因为上海是我的故乡，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上海，目光已经完全变了。”在上海时她认为这里是文化的中心，但到了宁夏后才发觉，“当地认字的人都在看《人民日报》，我们常翻的都是都市报，所以很难说到底哪种文化更高或者更低”。

　　作家周嘉宁硕士毕业后到北京待了3年，之后她又回到上海写作。“走来走去”改变了她的许多看法，她说：“我的整个写作发生了变化，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在异地生活让她体会到什么是孤独，而在这之前有个外地朋友告诉她觉得孤独时，她的回答是：“我们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还孤独？”

　　曾到台湾作交换生的作家张怡微在当地采访了许多文艺界人士，他们的经历带给她很多触动。如今，在面对一些社会现实问题时，她意识到自己可以用文学化的方式为城市留下一些记忆。“我们没法决定一件事情发生还是不发生，但可以在事情发生时做城市的一双眼睛，把这些诚恳地记录下来，让别人在文学作品里发现今天的一切。”

　　距离可以产生很多东西，“离开——归来”的经历让这一代作家对城市和文学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上世纪初，鲁迅曾把那些人在北平、书写故土的乡土文学概括为“侨寓文学”，这类乡土小说因为作家与故土距离的拉开而具有了新的意义和趣味。如今，新一代的作家也在这种拉开距离的审视中获得了更广阔的视野和多元的视角，他们对城市和“城中人”的审视也必然会有所不同。一方面是对城市经验似乎已“烂熟于心”，一方面是“相隔甚远”的思考和发现，或许，这些新一代的“归来者”们能为城市文学的书写带来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