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后时代”的关注与守望

　　2013年，对于“非遗”保护是非常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到今年，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至今整整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也整整10年。

　　目前，我国已有37个项目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今年的6月8日，是我国第8个“文化遗产日”。

　　在中国，很多“非遗”项目处在少数民族地区，“非遗”项目中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非遗”保护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成果。

　　从不知“非遗”为何物到“非遗”成为中国人熟悉的词汇，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这10年之路走得如何？而10年之后，“非遗”之路又应该怎么走？

　　十年“非遗”：从有法可依到全民保护

　　在日前文化部举行的纪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10周年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作为较早加入公约的国家，我国近年积极开展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依法保护、科学保护、全民保护”已经成为“非遗”保护中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不仅对我国“非遗”保护和传承至关重要，也为“非遗”保护研究工作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依法保护”方面，2005年，国务院相继出台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通过。从此，“非遗”保护步入“依法保护阶段”。出台相关法律，也是履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责任和义务。相关数字显示，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21.0249亿元“非遗”保护工作经费，2013年专项经费计划投入6.6298亿元。目前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调查的资源达87万项，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公布了3批共1219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此外，命名了国家、省、市、县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了4批共1986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科学保护”方面，同时开展了抢救性保护和生产性保护。一方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年老体弱的传承人进行全面的拍摄、记录，并及时形成档案、建立数据库；另一方面为了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活力，通过建立示范基地等措施，进行生产性保护。目前文化部已命名了第一批41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为开展生产性保护提供了有效示范。同时，我国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目前已设立了15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十二五”期间计划投资10亿元试点建设100个非遗保护利用设施。

　　“全民保护”方面，从2006年开始，我国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确定为“文化遗产日”，大力开展展览、展演、论坛、讲座等宣传展示活动，营造了全社会积极参与保护的良好氛围。近年来，在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里恢复或举办了多项民俗文化活动，已连续举办4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让民众有更多走近和认识“非遗”的机会，形成了自觉保护“非遗”的主动性。而“人人都是文化遗产的主人”，正是今年“文化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的主题。

　　申遗成功后挑战仍在

　　自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至今，全球已有153个国家成为《公约》缔约国。而《公约》批约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和通过的文化领域的其他公约。在不久前的非遗节召开的“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上，各国代表都认为，《公约》超快的批约速度正体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的原则。

　　今年的非遗节形成了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新纲领《成都展望》。《成都展望》写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处在经济社会转型阶段的国家而言尤为宝贵，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着规避冲突和解决争端的机制，这些机制可以为建设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应有贡献。同时，在帮助应对自然灾害，尤其是在灾后重建、恢复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但文件同时也提出，未来的“非遗”保护工作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就在《成都展望》推出后不久，6月22日，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投票通过中国云南哈尼梯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我国第45处世界遗产地。但对于哈尼梯田来说，“成名”意味着挑战的真正开始。如何保护景观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要消失？如何避免商业化对遗产地带来的冲击？如何将保护管理与旅游发展更好结合？这些问题成为了当地政府的巨大挑战。

　　近年来，过多的商业化开发，使很多“非遗”的“保护”变成了“创收”。而且很多“非遗”项目处于相对偏远的民族地区，这些地区本身面临着需要发展的问题，如何在 “保护”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

　　对比1997年就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丽江古城，在申遗成功后的10多年间，选择了 “以旅游发展反哺遗产保护”的模式。如今的丽江成为旅游业的宠儿，但原住民大量外迁，传统民族文化逐渐消失，活态文化的保护并不成功。因此，在红河哈尼梯田申遗成功后相关部门召开的专家恳谈会上，如何兼顾保护和开发成为讨论的焦点。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不发展人山人海的观光式旅游，而更多的是发展一种体验式和参与式的旅游，让每个旅游者都担负起保护和传承哈尼梯田的责任”。众多专家则表示，能够真正留住使梯田文化体系得以世代传承的哈尼原住民，才是哈尼梯田成功申遗的意义所在。

　　而在非遗保护的10年中，“申请热”和“保护冷”一直是不容忽视的现象。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表示，政府主导主要体现在立法、规划、指导和经费投入方面，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作为传承主体，社会有关机构等作为保护主体，应该共同在保护工作中发挥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公众要不断树立起自觉参与保护的意识，共同从舆论和实际工作中推动保护工作的开展。社会公众自觉参与保护的程度，决定着“非遗”保护的实际成效。

　　比如2009年被联合国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侗族大歌可谓是侗族文化的一张名片。除了当地的政府部门积极想办法，各种民间团体如侗族文学学会，也在协助有关部门做好保护和传承工作。侗族文学学会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一直致力于侗族大歌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随着时代变化，相关负责人认为，侗族大歌的保护必须进行战略转变，就是不仅要巩固侗族大歌的基础、原生地——侗寨，而且要走出侗寨、走出国门，放声电视，飞歌网络。他们协助组建了农民大歌队，组建京城侗族大歌队，带队到北京、广西等地演出，还漂洋过海，到日本演出，使侗族大歌这几年名声在外。

　　公众和民间团体的自觉保护意识正是“非遗”的希望所在。

　　“非遗后时代”应更关注守望者

　　在中国民协日前举办的“呵护传承人、关注守望者——非遗后时代民间文化传承的实践与思考”理论研讨会上，专家们把走过10年之路的今天命名为“非遗后时代”。在冯骥才看来，从中国民协在2003年启动了中国民协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到今天，“非遗”保护工作已经进入了新的时代：“前10年，我们通过全国对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进行全面的地毯式的调查，经过了抢救、保护、整理和建设，基本上摸清了‘非遗’的家底，建立了一个初具系统的保护体系。完成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就是‘非遗后时代’。我们应该想想，‘非遗后时代’我们应该做什么？”

　　专家们认为，进入当前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传承人才是“非遗”保护事业真正的主题和主角。如何发挥传承人的作用，怎么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创造活力，促进传承，是真正实现保护的重要举措。

　　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李屹表示，传承民间文化遗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只有保护好民间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能使民间文化遗产永续传承。因此对民间文化的保护首先要落实到对传承人的保护上，

　　中国民协副主席曹保明认为，虽然“非遗”的相关法规出台之后使“非遗”保护有法可依了，但目前的法律条款只只从个人的角度保护，不注重从集体和国家的角度保护。比如现在日本、韩国大量沿用中国的东西，造成我们很多民间文化无法保护。所以“非遗”保护应该从国家层面来考虑，才能有效地保护传统民族文化的生态系统。还有专家提出，目前的法律管的是大的原则性问题，但是细致的法规性保护还没有，操作性很弱。

　　冯骥才表示，在“非遗后时代”村落的消失、传承文化的变异和传承人的认定等问题都值得关注。“从2000年的360万个到2010年的271万个，10年间中国一共消失了90万个村落。我们的“非遗”项目大部分在村落里面，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基本上是在村落里面，而不是在城市里面。村落承载着文化，如果村落没有了，少数民族文化也就没有了。此外，传人离开本土要进入城市里面，在市场或者旅游景点谋求生路，因为商业的要求，就产生了文化上的变异，比如剪纸变成机器刻了。另一方面，代表性的传承人一旦认定以后，原来那种团体的传承，就转变成个人的传承，这种单线传承把保护工作的成败存亡放在一个人身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自此，冯骥才认为，政府对于非遗的管理和帮助传承人要有承担，传承人自己更要有责任感。

　　专家表示，在“非遗后时代”，应该真正从重申报转向重保护的道路，关注传承人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关注民族文化的守望者就是关怀民族文化的根脉、民族文化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