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泪·诗人情·中国梦

　　诗人朱增泉的《中国船》《生命穿越死亡》《忧郁的科尔沁草原》三部诗集，又是煌煌大著赫赫卓然。其实，诗人“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焉能有严格的题材界定？如此分类大约只是以三种不同色调的艺术板块来构筑他的庄严而又五彩缤纷的诗歌殿堂。

　　如果说李瑛是新中国军旅诗的奠基者，那朱增泉则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军旅诗的优秀代表，他以崭新的思想风貌和审美个性，跃然于我国诗坛。当年我便发现他在南疆战场上诞生的诗篇，超离于以往军旅诗的定势，不仅在英雄主义赞歌中含融着深邃的爱国情愫，而且具有广阔的思想天地和强烈的人文精神。我曾用三句话概括他早期的作品：在血与火光里分娩灵魂的辉煌；以开拓精神投入人类耕耘历史的纵队；从心灵深处向天际和人间放射灿烂的星群。《生命穿越死亡》中的许多诗篇，《猫耳洞人》《战争和我的两个女儿》《我案头，站立一尊秦兵俑》《迷彩服》《南方烈士印象》《头颅，圆的外壳和方的思想》《钢盔，启迪我破译圆的哲理》《红的火光，黑的轰响》等等，这些英雄浩歌，凸现了兵的形象“就是一句不朽的格言/兵/应当代表自己的民族/永恒的站立”。倘无英雄气宇，焉识英雄本质。

　　两年之后他的新作集萃《地球是一只泪眼》出版，这部带有浓郁悲悯情怀的诗集，其思想视野、哲理意蕴和文化内涵都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军旅诗，而且在更深的诗学本质上体现出时代精神、文化源流和人类意识，因而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随着他诗歌艺术的日臻成熟，便以英雄气质、历史感悟和人类意识为诗歌之魂，烛照他以后的诗歌创作。在朱增泉的心中，黄河冰凌能化成雄壮的军威：“那是一辆辆战车相碰相撞的声响/那是一队队辎重车轮陷进冰窟的声响/千军万马，刀枪剑戟，相劈相杀，昏天黑地/战马嘶鸣，疾驰如泻/溃逃者人仰马翻，兵败如水/追击者前赴后继，势不可当/黄河冰凌/，兵也”(《黄河冰凌如过兵》)。何止是大气磅礴，惟有精神力量与军人魂骨相融，方有如此神来之笔。他的许多描绘边塞风情的诗，写得浑阔而苍凉，孤独而悲壮：“这是纵马驰骋的原野/史册早已发黄/天穹仍有隐约回声/蹄声急促而密集/面对荒原我想起厮杀，怀念英雄”(《荒原》)。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边缘，遥想当年“亲征的天子都在返京途中/而战亡将士之魂却至今游走荒漠/魂兮归去/归乡何处/相随黄尘已久，安魂莫过于此矣/不归了/不归了”(《边陲》)。壮士血与英雄泪化为大漠孤烟，悲剧的悲哀性与崇高感具有恒久的震撼力。

　　我曾以《将军本色是诗人》为题阐释朱增泉早期诗歌的审美特征，其实，惟有忧患意识、悲悯之情、博爱之心，方能与天地心脉相通，与万物魂魄相融，方能寻求主观与客观的和谐，在限制中释放自由的光彩。《冬季，我思念天下士兵》感慨于士兵们“自己在别国土地上射出的子弹/却在本国/在家里，在梦里/时时听到凄厉回声”，愤懑于“人类在战争与和平的魔圈中回旋”。走出战争烟云，他思想的骏马又在历史的天空驰骋，面对《巴黎公社墙》他想到“起义者的血/染红了塞纳河/已随悠悠岁月流逝”，流逝的何止是鲜血，流逝的还有记忆，这是规律也是时间和空间、暂时与永恒、主观与客观永存的奥义。而“垒起一道墙/必然挖出一道沟/推到一道墙/却未必能填平这道沟”。人类何时能走出垒起墙又推倒墙循环往复的怪圈？这与其说是政治课题莫如说是哲学的未解之谜。还有《莫斯科红场的黄昏》《昂纳克走向法庭》《与叶夫图申科对话》，都以意象的模糊性和题旨的多意性，拓展了诗意空间，让人重新思考历史真伪，重新思考人类命运。

　　在这三部诗集中，我尤喜爱《忧郁的科尔沁草原》，那些精湛的短章，更有生命意识、更有文化内涵、更显诗人才情、更能体现诗性本真。如视头颅为《生命高原》：每次理发“看头顶，我生命之巅那片绵密丛莽/湿漉漉乱纷纷黑森森枝枝杈杈直指青天/上方有悬空之手，剪子如两剑相交/铮铮剪杀丛莽梢尖，断发如霜雪纷纷/是严防我灵魂植被中有哪一根细发/会怒长成参天大树，或堕落成千丈藤蔓吗？”读之惊魂摄魄。许多域外诗章都表现出各族人民对和睦生存与幸福生活的向往，他看到《达莱淖尔的天鹅》“在天堂之湖展现天性之美/起飞，降落，随意浮游/红冠点点，往来交错”，秋天“天鹅最美，人也自在”，这是多么安恬和谐之境。

　　由英雄泪、诗人情和中国梦组成了朱增泉的诗歌谱系，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心灵史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