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爽的性格 坦率的主题

　　有一种说法，一个军人若没有上过战场、经受战火的洗礼，那就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但如果一个军人上过战场，经受了战场的考验，并且载誉而归，但对自己所参与的战事活动没有任何的反思过滤，那么他算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呢？我看也不能算是。毫无疑问，朱增泉是突破了这二者的，所以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这和他的军衔无关。

　　在上世纪80年代的边境作战中，他在前线开始写诗，最初的一些作品，都取材于战场见闻，往往有“这是发生在我们参战部队的一个真实故事”之类的题注。渐渐地，一发而不可收，从生命的陨落到宇宙的能量转换，子弹、枪管和烈士的遗骸让他的诗思扶摇万里、纵横驰骋。他由自己所经历的战事，感知到人类命运的曲折、世界历史的迷途；他以军人式的直爽不断地发问，不停地探究。探究纷争不已的利益集团及力量形式，探究自己的内心波涛和灵魂激荡，探究生与死的迷雾。而从他后来所展示出来的诗歌形态看，则表现为一种对政治主题的坦率，对政治抒情诗写作的从容驾驭。这一点，我以为最值得称道。

　　《黑色的辉煌》是诗人对阵亡烈士们“去处”的诗意的安顿，不是什么家国归属之类的命题，也不是眷恋人间幸福的挽歌，而是对重新融入宇宙秩序的生命的目送。这是我读到的军旅诗歌中，对牺牲的最为透彻的理解与阐释。从能量转换的角度，从变动不居的眼光看，那些人只是离开了，“他们超重的质量”仍在漆黑的宇宙中飞翔着，他们并没有消亡，也不会消亡。关于远征，朱增泉也没有因袭悲伤和离乱的古老格式：“远征必死吗？/那么/就让我们进行必死的远征吧/没有风浪的远航/是乏味的”(《南方烈士山印象》)。既已披挂上阵，那就应该邀请风浪伴随，平淡无味的远航是不可接受的，正如平庸的生活不值得去过一样。

　　中国新诗自摆脱格律束缚以后，就一直被自己的体制问题所困扰着，语言和修辞的焦虑往往压倒了抒情言志的属性，陷于“样式”崇拜中的现代汉语诗歌歧路不断。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汉语新诗中，奇怪地被锲入了一种反政治、反体制的思维定势，诗人们长于冷嘲热讽、拐弯抹角或旁敲侧击，再就是强烈的愤世嫉俗。对存在的感知演化成了对生存的不满；对生命意识的探查，蜕变为对社会病态的追究。气急败坏的言说腔调和以“抗议”为姿态的坎坷句式，占据着中国诗歌的半壁江山。

　　所以，当我看到朱增泉三卷本诗歌集中的大部分诗作时，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诗意生成中的自然纯真。也就是说，无论他的战场经历还是他对社会变革的慎察，无论在不同国土、地域的幽思，还是在历史文化中的潜泳，朱增泉都始终保持了某种军人式的磊落和坦率。这种磊落和坦率，不仅表现在思想情感的认同及价值取向方面，而且也表现为艺术观照、抒情中的一种正面心态。尤其是当他的笔触涉入中国的政治生活、革命历史这些领域时，我们可以说他几乎没有任何的回避——三卷中有一卷即为“朱增泉政治抒情诗”。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举一个例子，当他作为前线指挥员时，他的诗人身份就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反战者；同样，当他置身现行社会结构中的某一特殊地位时，同样也不会以现实的简单批判者自居，他并没有割裂自己的生活立场和艺术立场，所以也就不会在作品中呈现出矛盾或分裂的人格。

　　所以，在朱增泉笔下，历史人物、核裁军、石油战争、太空竞赛，可以入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中国社会的历史曲折，社会主义事业的潮起潮落，冷战与东西方政治的较量，也可以入诗。朱增泉从中看到的不只是民族、国家的身影，更感受到了人类在本能、理性、信念、意志和激情交互作用下的浑厚乐章。想来，这个阔大而自由的领域是恰好被那些自以为文学应该远离政治的诗人们放弃了。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到“9·11”恐怖袭击、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到经济起飞和社会转型，朱增泉的诗思无处不在。

　　政治抒情诗当然需要有政治立场，这一点，朱增泉从不隐晦。对政治领袖的赞赏，对祖国的祝福，对民族命运的牵挂，对世界历史的怅思，对现实生活中丑恶现象的批判，都是这些立场的直接呈现。《京都》《星空》，特别是长诗《前夜》最具代表性。 甚至农村改革、邓小平的南方讲话，都是激发他诗情的重要因素，这样的“诗情”，往往关乎他对现实的清醒观察，也关乎他的社会理想。

　　在朱增泉的政治抒情诗中，总有一丝忧郁和感伤若隐若现，作为一个政治信仰明确的人，他思考人类命运的跌宕、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莫斯科红场的黄昏/一群老布尔什维克/默默地坐在草坪边空荡的长椅上/晒着西沉的太阳/心中围困着整整一个时代/无法突围”(《莫斯科红场的黄昏》)。同时，也有对历史怪圈的独特观察：“风暴卷过欧罗巴/刮倒了柏林墙/欧洲大陆人头攒动/流亡在外的皇子皇孙/顿时忙碌起来/波罗的海波涛翻滚”。文明有再度荒漠化的可能，历史亦会退步。在大多数诗人小心回避的地方，他往往大胆落笔，在时代思想出现逆流时，他反倒冷眼旁观。

　　最后，政治抒情诗或者说政治题材、重大题材，也未必都诉诸于长篇巨制。从朱增泉一些轻快短小的作品中，照样可以感受到他基于“政治观察”的某种锐利。我们来看《天涯海角》这首短诗。自诩为文明古国、文化大国，但就因为书写文明的“砚池”太深、墨客太多而航海家、冒险家又太少，才落得贫弱不堪，任强者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