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研究到人学建构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6月26日07:56 林同华

  人学研究是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工程。美学家祁志祥教授从文学研究转入人学研究是其思想的必然发展。经过多年的钻研,祁志祥完成了《人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展读一过,心灵为之震撼。

  “人学”的概念早已有之。不过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这是一个危险的概念。有人就因为提出“文学是人学”而被打成“右派”。改革开放清除了笼罩在“人学”身上的种种迷雾,伴随着对社会主义异化问题的历史反思,呼唤人、聚焦人、认识人的“人学”大讨论及其研究学科、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1988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从人的研究到人学》一文。1990年,黄楠森、夏甄陶、陈志尚主编的《人学词典》出版。北京大学、北京师大、中央党校等高校相继开设“人学”课程,一些省市也先后成立人学研究会。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人学学会于1996年5月宣告成立。嗣后,一些探讨人学原理与人学思想历史的著作相继问世。如1997年,铁源编著的《人学》出版;2005年,黄楠森担任总主编的“人学的理论与历史”三卷本丛书出版,分别是陈志尚主编的《人学原理》,赵敦华主编的《西方人学观念史》,李中华主编的《中国人学思想史》。我们一方面为“人学”研究的解禁拍手叫好,另一方面也为“人学”研究存在的不足感到遗憾。我们发现,许多打着“人学”旗号的研究还残留着明显的政治禁忌和左倾色彩,并且在知识结构上存在陈旧、狭隘的局限,这就使得这些研究大多流于有“人学”之名而无“人学”之实;同时由于这些论著多出于众人合作,逻辑的统一性、思辨的严密性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相比之下,祁志祥的《人学原理》就避免了上述不足,给人强烈的耳目一新之感。作者探讨的“人学”,是由“人性论”及其辐射开去的“人生论”、“人治论”、“人格论”、“社会论”五大部分思想组成的范畴体系;作者探讨人学的基本方法,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方法;作者论证自己观点的材料,是中外古今关于“人”的思想资料和事实案例。全书分“人性观”、“人生观”、“人治观”、“人格观”、“社会观”五编,下设几个到十几、二十个不同章节,展示了对人学学科的丰富、全面的思考和建构。虽然体系庞大,涉猎极广,但完全出自作者一人之手,移步换景,相互照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体现了高度的有机性和强大的思辨力量,堪称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学”学科诞生的奠基之作。

  虽然本书五编具体论析的人学问题多达51个,但每一个问题都包含了作者宝贵的材料积累和独特的思辨创见。比如关于人的根本特性,学界过去流行着一种成见,以为西方古典哲学的观点是“理智”,中国古代哲学认为是“仁义”。作者列举大量材料说明:中国古代的“仁义”特性说是建立在“理智”特性说基础上的。如孔子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孟子说:“心之官则思。”王充指出:“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徐干指出:“天地之间,含气而生者,莫知(智)乎人。”《列子》说:“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智虑。”唐末无能子指出:“裸虫中繁其智虑者,其名曰人。”由此,作者得出结论说:“在体认人的理智特性方面,中西方思想家殊途同归,不谋而合。”(第一编第四章)并指出:人的根本特性是理智,而不是仁义、劳动、文化和社会性;人的仁义特性、劳动特性、文化特性、社会特性都是建立在理智特性本根之上、由理智特性派生出去的亚特性。又如关于中外“民主”内涵异同和利弊的比较阐释,作者通过详实的论证揭示:中国古代“民主”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复合词,指“民之主宰”,从西方翻译进来的现代“民主”是一个主谓结构的复合词,指人民自己给自己做主。中国古代的“民主”多由“民之君主”充当,表现为“民之君主”代民做主。“民之君主”之所以代民做主,是因为在古人看来“民者瞑也”(董仲舒),普通民众是没有觉悟的群氓,目光短浅,惟利是图,往往不能给自己作出正确的自由抉择,必须依靠一位品德高尚、头脑聪明的圣人为他们做主。这一方面导致了君主专制的诞生,另一方面也规定了君主要像“民之父母”一样“爱民如子”,负有养民教民的责任。这是中国古代“民主”的积极意义,不可一概否定。现代“民主”肯定民众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人们只看到它的好处,而没有看到它的坏处,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的“民主”发生论有先见之明和弥补之功。同时还要看到,现代“民主”的“民”是指每一个个体的国民,事事靠全民公决式的“直接民主”决策是行不通的,所以“民主”的常见形态是通过议员、人大代表代为传达民意的“间接民主”。当议员、人大代表不能充分集中和传达民意时,“民主”就剩下空壳子,这种教训在历史上屡屡发生过。因此,也不要过分抬高现代“民主”(第三编第六章)。诸如此类的研判发明、补苴罅漏令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开人心智,沁人心扉。正如有人所称道的:“思理之密、材料之富、论析之精,令人叫绝。”“一部厚重灵动的书!一部不枉一读的书!”斯言不虚。

  “人学原理”是一个哲学题目,不过却出自一位原来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之手。这是怎么回事呢?作者原来事从徐中玉治中国古代文论。文论界有一句名言“文学是人学”。要把文学的事情说清楚,不研究人学是不行的。后来作者转入与文艺理论交叉的美学研究。美学界有人提出一个是是非非的命题:“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美的本质”,在某种意义上说,的确与“人的本质”密切相关。于是作者在研究文学、美学的同时,始终关注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人性、人的本质以及与人有关的思想资料。在材料的收集、思考过程中作者发现,人们思考人性、人的本质问题,是有着鲜明的现实指向性的——指向人生,为人们认识和处理人生中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指导;指向人治,为人的治理提供人性依据;指向人格修养,告诉人们怎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指向社会理想,启发人们认识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是更加符合人性的理想社会。由此形成了对“人学”的独到理解。以这种理解梳理中国思想史,作者以一人之力分别于2002年、2006年出版了近47万字的《中国人学史》古代部分和26万字的《中国现当代人学史》,为从逻辑上纵论古今、兼顾中外、横向建构《人学原理》提供了资料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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