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中国当代文学的“异秉”

　　在汪曾祺的众多图片中，有一张特别具有文艺范儿：汪曾祺穿着一件竖条纹的开领毛衣，露出两个衬衣领子，一双透出灵光的慧眼，长而卷曲的寿眉，银白的双鬓，明亮前额上的道道“坎坷”皱纹，指间一支正在燃烧的香烟所散发出的云雾盘旋升腾，氤氲而生出一种恬淡安宁、适意自在的精神气质。对了，这就是那个读者心中的文艺老头，就是那个智慧老人。

　　汪曾祺何以成为汪曾祺？汪曾祺及其文学作品的独特精神气质是什么？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有那么多的批评家、研究者和读者越来越喜欢汪曾祺的作品？汪曾祺的小说《异秉》中的“百事通”张汉轩说，“凡是成大事业，有大作为，兴旺发达的，都有异相，或有特殊的禀赋。汉高祖刘邦，股有七十二黑子——就是屁股上有七十二颗黑痣，谁有过？明太祖朱元璋，生就是五岳朝天——两额、两颧、下巴，都突出，状如五岳，谁有过？樊哙能把一个整猪腿生吃下去，燕人张翼德，睡着了也睁着眼睛。就是市井之人，凡有走了一步好运的，也莫不有与众不同之处。必有非常之人，乃成非常之事。”正如《异秉》小说所讲的一样，对于汪曾祺而言，其创作成功亦必有过人之处的“异秉”。

　　汪曾祺的“异秉”有三。其一是童年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汪曾祺在《〈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中提到自己童年生活与文学创作的深厚关系。“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这一点和我的老师沈从文有点像)。放学回来，一路上有很多东西可看。路过银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银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的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我歪着脑袋看他们画‘家神菩萨’或玻璃油画福禄寿三星。路过竹厂，看竹匠把竹子一头劈成几岔，在火上烤弯，做成一张一张草筢子……”“也许是这种东看看西看看的习惯，使我后来成了一个‘作家’。”生活是一本大书。来自童年生命体验的生活已经成为日后作家进行审美想象与建构的精神内核与思想原点。毫无疑问，正如老北京之于老舍、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湾湾汊汊的高邮湖之于汪曾祺，不仅仅是故乡，是童年，更是展现民俗风情的精神地理所在。

　　“异秉”之二是汪曾祺受到独特的传统文化艺术教育。汪曾祺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多才多艺，具有浓郁的艺术气质，不仅会画画，而且会刻图章、拉胡琴、糊风筝、摆弄各种乐器。“如果说我对文学艺术有一点‘灵气’，大概跟我从父亲那里接受来的遗传基因有点关系。”除了父亲的熏陶之外，学校文学教育也给汪曾祺以较深的传统文化影响。高北溟先生、韦子廉先生和沈从文先生，给予了汪曾祺从性灵派、桐城派和现代文学等包含着人道主义和传统文化思想的较为完整的文学教育。这种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教育，不仅给汪曾祺打通了各种艺术之间的障壁，而且培育了一颗仁爱和美的心灵。

　　仅有这两点“异秉”也足可以成名了。是的，汪曾祺少年就已经成名，较早就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但是，真正在当代文学史产生重要影响力是汪曾祺在1980年代以后的作品。这正是汪曾祺文学人生的耐人寻味之处。这就引出了汪曾祺的第三个“异秉”，即“文革”悲喜两重天的独特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正如清人赵翼在《论诗绝句》中说“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文革”时期的独特经历，让汪曾祺体验到政治的荒诞和无常，重新以一颗智慧的心灵领略宋儒所呈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气质结构，喜欢“万物静思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顿觉眼前生意好，须知世上苦人多”的宋诗及其所呈现的平常心与悲悯心。正是因为有了这三个“异秉”，汪曾祺才能够在新时期文坛重新崛起，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天马行空的姿态，如晚翠枇杷般绽放生命的光彩。

　　事实上，汪曾祺发表于青春年少的《鸡鸭名家》已经呈现了他的独特艺术风格和创作路数，即关于江南高邮湖地域民情风俗的传奇人物系列的审美书写。“大淖是一片大水，由此可至东北各乡及下河诸县。水边有人家处亦称大淖。这是个很动人的地方，风景人物皆有佳胜处。在这里出入的，多是戴瓦块毡帽系鱼裙的朋友。乘小船往北顺流而下，可以在垂杨柳、脆皮榆、茅棚、瓦屋之间，高爽地段，看到一座比较整齐的房子，两旁八字粉墙，几个黑漆大字，鲜明醒目；夏天门外多用芦席搭一凉棚，绿缸里渍着凉茶，任人取用；冬天照例有卖花生薄脆的孩子在门口踢毽子；树顶上飘着做会的纸幡或一串红绿灯笼的，那是‘行’。一种是鲜货行，代客投牙买卖鱼虾水货、荸荠茨菇、山药芋艿、薏米鸡头，诸种杂物。”这段关于“大淖”附近风物的描写，让读者一下子就感到沈从文在《边城》中对茶峒酉水两岸风景的诗意描绘。这里也以顺水的流向和走势来刻画“风物”，有不同景物的空间交错，有粉、黑、绿、红色彩的流变，浓郁生活气息和盎然情绪扑面而来。从这里，汪曾祺引出了小说要描绘的重点，炕房的余大房及其炕房师傅余老五。

　　从传奇人物叙事角度来看，余老五形象的建构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极为精彩的，是达到了短篇小说艺术体裁所能表达的叙述极限，写出了余老五作为炕房师傅的独特性的一面。而另一个“倪二”形象则显得有点单薄。从整个小说结构来看，开篇的铺垫则显得有点臃肿。毕竟这是汪曾祺早期的作品，有瑕疵，更有极精彩处，显现出惊人的才华。

　　写于1980年代初期的《大淖记事》继承了早期《鸡鸭名家》的江南叙事题材和人物传奇建构的创作路数；不同的是，《大淖记事》人物更加圆满，多了一个性格成长、演变的发展过程，而且主题内涵也从传奇性的故事生动性追求转向人物形象本身的内在情感和生命精神的深度叙述。《大淖记事》把过去作为背景的高邮湖湾汊的“大淖”直接作为小说的名字，成为叙述中无处不在的“在场者”，与主人公的命运一起流转回望。从叙述笔法上看，汪曾祺对“大淖”的叙述已经更加成熟和圆润，“大淖”的形象已经有了春夏秋冬的四季轮廓，而且有了更加自由奔流的生命气息，“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点头。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的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正是在“大淖”的岸边，分别居住着锡匠帮和挑夫们。汪曾祺不慌不忙，悠闲自如地，由远及近介绍出兴化帮锡匠和一群女挑夫们，最后才捻出人中金凤凰名唤十一子的小锡匠和长成一朵花的巧云姑娘，以及他们经受生死考验的爱情故事。被保安队刘号长霸占的巧云毅然决定与十一子约会，以冰冷的方式对抗刘号长。刘号长把小锡匠抓起来，打得死去活来，让他告饶。小锡匠宁死不屈，捍卫与巧云的爱情， 并在锡匠们的帮助下最终赢得了胜利。

　　十一子能进一点饮食了，能说话了。巧云问他：

　　“他们打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

　　“你要我说吗？ ”

　　“不要。”

　　“我知道你不要。”

　　“你值吗？”

　　“我值。”

　　“十一子，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

　　“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快。”

　　“好，亲你！”

　　这一段对话极为精练而传神，写出了十一子和巧云内心的疼与痛、恩与爱，活泼自如而又生动亲切，富有人间烟火味和爱情气息。巧云姑娘也自此成为一个“挑着紫红的荸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风摆柳似地穿街过市，发髻的一侧插着大红花。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长睫毛忽闪忽闪的。但是眼神显得更深沉，更坚定了”的很能干的小媳妇。

　　在汪曾祺的众多精彩小说中，《受戒》无疑是最成功、影响最大，也是最洒脱、最圆润的作品。《受戒》读来如行云流水，了无挂碍，可以说是一气呵成，而且余音绕梁，耐人寻味。小说叙述地点依然是江南，依然是传奇人物系列的写作，但是已经去除了单一性传奇人物的浓墨性书写，而是注重人物和人物之间、背景和主色、次要人物和主要人物之间的均匀平衡问题，不求某一个人物形象的浓墨重彩，而是寻求整体人物之间的和谐自然，彼此之间的内在精神联系和生命精神的灌注。正是这样一种整体性自然和谐美学的审美观照，《受戒》中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是那样栩栩如生，小英子的硬朗的爸爸、干净利落的妈妈、美丽而娇羞的姐姐，以及小和尚邋邋遢遢的舅舅师傅、枯寂的普照老和尚、无比聪明的三师傅等等，不一而足，可谓是“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无一不是散发着内在生气和灵性。更有意思的是，在小和尚明海看来，这真是一个自由的天堂：日子清闲得很，这庵里的和尚不兴做什么早课、晚课，敲三声磬就全都代替了，和尚还可以娶妻生子，闲时打牌，春节可以在大殿杀猪以及老和尚所念的“往生咒”。这里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之说，有的只是生命的庄严、自由和情感的自然律动。如画龙点睛一样，《受戒》的文眼是明海和尚的“受戒”情节。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结构，一方面呈现了明海可期待的、做一个有为和尚的未来；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人物的深层情感世界。在明海这一个关键节点上，小英子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关切，不仅送明海去受戒，而且也去接明海。在接明海受戒回来的“大淖”中，小英子和明海订立了爱的盟约。小说的意味之处出现了：明海是去“受戒”的，表面看“受戒”成功了，但是与小英子的山盟海誓又在无意之中打破了“戒律”。而汪曾祺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所谓的“戒律”也不过是人为的束缚，更重要的是超越种种人间的“清规戒律”，追寻生命的本真和自由。这才是宇宙的律动、生命的律动，从这意义上说，《受戒》打破了以往的叙述局限，呈现一种完整的人物性格和故事发展过程，达到了叙事的自由和语言的自如境地，是一个风起云生、云卷云舒、气韵生动、情节完整、人物饱满、意蕴深厚的经典小说。

　　汪曾祺在生命晚期的作品进一步表现了这种追求生命自由意志的精神高度。《仁慧》《侯银匠》《鹿井丹泉》《薛大娘》表达了汪曾祺对生命自由本质的深层思考。《仁慧》中的尼姑仁慧，是一个不拘于尼姑凡俗戒律的、特立独行的女性，其解放追求已经大大逾越了同时代的“欲望化”、“私人化”写作。仁慧不仅会做素斋，而且学会了和尚的“放焰口”，“穿金蓝大红袈裟，戴八瓣莲花毗卢帽，两边两条杏黄飘带，美极了！”土改之后，仁慧开素菜馆，后云游四方，心无挂碍，处于大自在状态。《侯银匠》恰好是一个反例，因为妻子死得早，女儿菊子过早懂事而在婆家操持整个家务，甚至无暇回来跟父亲住几天。“侯银匠常常觉得对不起女儿，让她过早懂事，过早地当家。她好比一树桃子，还没有开花，就结了果子。”读来，让人无比心酸。《鹿井丹泉》借助于人鹿相恋的民间故事，呈现世间恶势力对善良、美和爱的戕害，表达对宇宙间真爱的呼唤，哪怕是跨越不同种族、种类的生命之爱。

　　《薛大娘》重新回到了人间烟火之气。薛大娘自身因为经历着守活寡的苦日子，所以特别理解青年男女的相思之情，甚至愿意为之穿针引线，配成佳偶。面对世俗的议论，薛大娘很坦然地说，“他们一个有情，一个愿意，我只是拉拉纤，这是积德的事，有什么不好？”后来，薛大娘遇到了药店“管事”吕三，打心里喜欢他。而吕三也是和药店伙计一样，一年只能回老家一次，其他时间住在店里。薛大娘在一天下午跟吕三好了起来。对于别人的议论，薛大娘说，“不图什么，我喜欢他。他一年打11个月光棍，我让他快活快活——我也快活，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谁爱嚼舌头，让她们嚼去吧。”在汪曾祺看来，薛大娘“是一个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自由的人”。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晚年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因为所经历的丰富性和岁月的历史沉酿，对世间人事的思考而超越了明伦纲常，脱去了一切世间的凡俗束缚，直接追寻生命的本真、自由，歌颂爱与美，达到了以往创作所没有的思想深度和精神高度。汪曾祺在看似随意恬淡的时候，也显现出对真善美的强烈渴慕和假恶丑的极端厌恶之情。

　　需要说的是，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诗画异体同构，即在文学创作中显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绘画感。这一方面呈现在汪曾祺大多数关于江南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中，里面有大量的关于高邮湖湾湾汊汊的自然风光的抒情绘画，也有关于湖岸上七行八作的民间社会风俗描写的“浮世绘”，更有着对江南传奇人物形象的工笔细描般肖像画。可以说，汪曾祺的很多小说作品有着绘画的艺术审美思维痕迹，是一种隐形的绘画存在。另一方面，在汪曾祺的文学作品中还有一类是直接把绘画艺术引于文学创作之中，成为文学作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显然是绘画艺术在文学文本中的显性存在。汪曾祺的《鉴赏家》《岁寒三友》等作品就是这种类型。尤其是《岁寒三友》写得非常精彩，呈现了以靳彝甫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人的艺术情怀及其艺术化人生的生命轨迹。

　　综上所言，毫无疑问汪曾祺及其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异秉”，一个独特的无可替代的生命存在和艺术存在。哦，这个可爱的文艺老头，智慧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