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现实主义”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6月26日07:44 曾一果

  一

  汪曾祺曾在1982年的《北京文学》第2期发表了一篇《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的文章,提出要“回到现实主义”。不过,他所说的现实主义和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概念并不相同,不是指当下社会现实,而是指一个离现实生活很远的“旧社会”,汪曾祺认为过去的社会也可以是一种“现实主义”,甚至他认为“旧社会三十年,新社会三十年。过去是定型的生活,看得比较准,现在变动很大,一些看法不一定抓得准”。

  汪曾祺为何要重新提出“现实主义”问题?

  这和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语境有很大关系。与其说汪曾祺重视“现实主义”,莫若说他是借用“现实主义”来表达他与众不同的创作观念,那时占据主流位置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其实都没有摆脱“十七年”、“文革”以来的政治话语叙述模式,只不过“阶级”、“革命”等词语被置换成了“改革”、“现代化”,汪曾祺意识到了历史的吊诡,虽然他用“悲壮的”、“宏伟的”归纳了这类作品的艺术特征,称它们反映了战斗的“时代精神”,并且他说:“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深刻而尖锐地揭示社会的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的、宏伟的作品。悲剧总要比喜剧更高一些。”但他否认了自己作品也属于同一类,显然,汪曾祺并不满意这类宏大主题的“现实主义”,不满情绪在《关于〈受戒〉》一文中流露了出来:

  “我曾经心血来潮,想起我在三十二年前写的,久已遗失的一篇旧作《异秉》,提笔重写了一遍。写后,想: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既然历史小说都可以写,为什么写写旧社会就不行呢?今天的人,对于今天的生活所从来的那个旧社会,就不需要再认识认识吗?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话了,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这样,我就渐渐回忆起四十三年前的一些旧梦。当然,今天来写旧生活,和我当时的感情不一样,正好同我重写过的《异秉》和三十二年前所写的感情也一定不会一样。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一个总和。”

  汪曾祺发出了“是谁规定过”的质问,却似乎正说明了文学创作环境受到了有形和无形的规定。确实,无论是“文革”,还是新时期之初,文学创作总受到主流文艺政策的规定,所以虽然没有“谁”明确规定“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但80年代初期的叙事主题已经确定,作家有意、无意地规避“解放前的生活”。深知政治斗争和文艺政策厉害的汪曾祺不得不给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一面强调是“心血来潮”才创作了《受戒》, 一面表白自己是用20世纪80年代人的感情和眼光观察“旧生活”,通过再认识“旧生活”达到给新的社会和个人“一点什么”的目的,他强调《受戒》并不是单纯的个人回忆,也带有普遍的“时代特征”,以此强调作品的现实功能。但就发表前后的历史情境看,紧随《受戒》之后发表的《异秉》《大淖记事》等小说表明《受戒》一文并非“心血来潮”;实际上汪曾祺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很清醒地认识,在《关于〈受戒〉》的结尾,他有点悲哀地进行了“自我否定”,称《受戒》不可能成为文学主流。

  为什么《受戒》不能成为文学主流?汪曾祺的“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

  二

  汪曾祺的“现实主义”不仅是“过去的”,而且是“过去”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没有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英雄人物和悲剧结构,一切都是发生过的日常生活中平淡无奇的事件。这样的叙事内容在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不属于主流,就是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不是主流。当然,汪曾祺并不想迎合主流,他实际上就倾心于这样一个民族过去的“日常世界”,这个“过去世界”虽然被现代历史所抛弃和遗忘,但似乎并非遥不可及,甚至它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于现代社会中,只是被搁置一边,显得它仿佛在“历史之外”。而汪曾祺自己就曾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他对这个“过去”的日常世界显然相当熟悉,尽管有很多作品是根据回忆重写,但是小说确实具有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特征,更准确地说具有了“自然主义”的写实风格。

  初稿写于1948年,1980年由“回忆”而重新写的《异秉》是汪曾祺的代表作,小说展现了一幅传统市民的日常生活场景。小说基本用的是里蒙·凯南所说的“展示”,而不是“叙述”的手法,详细描绘了一个传统市镇的社会结构,整篇小说简直就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每个街道、房屋和人物活动状况都被描绘得清清楚楚,既考虑整体的环境场景,又注意具体的人物活动,事无巨细,无不逼真实在,药店、说书场、小摊点、茶馆……市井社会热闹而繁华的景象经他一描绘仿佛就在身边,真让人感觉是再现了一个过去的“现实”。许多学者和读者都认为汪曾祺的小说空灵,但汪曾祺自己并不这样看,他强调自己的小说的“现实特征”,在谈到《受戒》时,有人就提出和尚怎么可能那样生活?但汪曾祺根据儿时的亲身经历反驳说寺庙、尼姑庵的“真实生活”就是那样,“我认为和尚也是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显然,他认为自己只是真实地再现了那种生活而已。

  而在表现“过去”的手法上,汪曾祺确实也不像许多回忆性小说,他很少在“回忆”中透露出主观情绪和怀旧色彩,而是尽量采用第三人称客观叙事,因此小说看上去并不带主观色彩,始终保持着一种客观再现的“现实主义”效果,汪曾祺曾就“回忆”发表了这样的观念:“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除净“感伤主义”,越是“回忆”越要“客观”,让“过去”以一种“客观”的面貌出现,这便是汪曾祺的“现实主义”,汪曾祺认为自己的小说都是回忆题材,但是历史沉淀反而带来了更“准确”的现实,而不是增添他个人的“怀旧”情绪,而大部分作家正好相反,一旦进入“回忆”,“自我”便无处不在,但汪曾祺却在“回忆”中放弃了“自我”,这在他看来是为了更客观真实地再现“过去”。王安忆便注意到了汪曾祺小说的这种写实特征,她说:

  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

  汪曾祺还很少感情用语,什么都是平平常常实实在在地去写。人心里有时会有的那一股微妙曲折的情绪。他像不经意地去写似的,他总是写实事,而不务虚。

  在这点上,汪曾祺和他的老师沈从文很不相同,汪曾祺的小说受沈从文影响很深,但沈从文的小说总是充满主观感受,而汪曾祺的小说却少有主观情感,叙事主体很少介入到作品中,即使是《受戒》这样带有点抒情意味和空灵气息的小说,叙事主体也很少介入到作品的世界中,保持着“零距离”的叙事风格。

  三

  汪曾祺为什么要不带主观感情地不厌其烦地“老老实实”地描绘一个“旧世界”?难道仅仅是一种“现实主义”描绘?显然不是这样,叙事主体虽然没有呈现,但其情感已经渗透在这看似客观的描绘对象中。

  汪曾祺对于“过去”世界的关注是受到他老师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始终关注一个和现代社会无关的“边城世界”,汪曾祺从沈从文那里得到了启发,他曾经这样评价他的老师:“他的‘人性’不是抽象的。不是欧洲中世纪的启蒙主义者反对基督的那种‘人性’。简单地说,就是没有遭到外来的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侵略,没有被洋油、洋布所破坏前中国土著的抒情诗一样的品德。”

  像沈从文一样,在《异秉》《受戒》《王全》《大淖记事》《七里茶坊》《老鲁》之中,汪曾祺津津乐道地将旧社会描绘成一个不受现代“物质文明”侵入的人性社会,这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休戚相关、有机和谐的社会。王二、老鲁、陆长庚、十一子、巧云、小英子、明海,无论他们是什么职业,他们都是这个社会中普普通通,安于现状、却有情有义的人。例如王二是个普通小商贩,他虽处于社会底层,却毫无怨言,安于现状,热爱着自己的手艺,简单的工具里因此也包含了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些玻璃匣里装的是黑瓜子、白瓜子、盐炒豌豆、油炸豌豆、兰花豆、五香花生米、长板的一头摆开‘熏烧’。‘熏烧’除回卤豆腐干之外,主要是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他不求多发达,和街坊邻居相处融洽,有空闲还去茶馆喝茶、听书和赌博,生活虽然简单,却有滋有味。十一子只是个漂亮的锡匠,他为了巧云却能不顾一切。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也是有序的,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以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仪制度为主体,“儒、道、释”合流的社会,它有一套清晰、理性的日常伦理体系,规范着人们的行动、举止和思想,这套社会结构强调的不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是强调“物各其位,因循守旧”,在社会结构里,所有个体均有合适固定的位置,只要个体分辨清楚,按照既定的规矩做事,整个社会就不会混乱,个体也就会得到成功的回报。在《异秉》中,当大家问王二发家秘诀时,王二这回很勇敢,用一种非常严重的声音,声音几乎有点抖,说:

  “我呀,我有一个好处,大小解分清。大便时不小便。诺,上茅房时,不是大便小便一齐来。”他是坐着说的,但听声音是笔直地站着。

  “大小便分清”,一切都讲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成功之道便是建立在这样的日常理性中,这是个讲究“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传统社会,汪曾祺小说的世界正是这样一个符合“差序结构”,按照礼法行事的传统社会,种田的种田,做生意的做生意,做好应做之事,管好该管的义务,按照礼法做事,不要滋生无谓的幻想,一切就会“安稳”,做事也才会获得成功,连庙宇世界也不例外,“明海”做和尚不是出于超越世俗的宗教信仰,而恰恰是处于“世俗生活”的需要:

  “他7岁那年,他当和尚的舅舅回家,他爹、他娘就和舅舅商议,决定叫他当和尚。他当时在旁边,觉得这实在是在情在理,没有理由反对。二是可以攒钱。只要学会了放瑜枷焰口,拜梁皇忏,可以按例分到辛苦钱,积攒起来,将来还俗娶亲也可以;不想还俗,买几亩田也可以。”

  “做和尚”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因为可以赚钱,还可以还俗娶亲,寺庙里的生活也没有神秘色彩,也不谈宗教信念,僧人甚至不规避世俗的生活方式,赌钱、喝酒都来,住持的不叫“方丈”、也不叫“住持”,而叫“当家的”,整个庙宇世界的活动和传统的世俗生活没有本质差别,这个世界没有神秘因素。

  当然,强调汪曾祺小说的世俗和写实特征,并不是否认汪曾祺小说也具有“诗性”特征,细微具体的场景展示当然增添了“现实主义”成分,但是严谨的“客观呈现”,倒增添了作品的“浪漫主义”成分,汪曾祺笔下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和市井故事,本身就透露了一种生活的诗意,王二的成功,只能用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形容,他熟悉他的用具,周边的人和环境,所以他“上手”了,掌握了对象并开启了一个诗意世界。

  汪曾祺倾心于一个传统世界,在20世纪80年代初,描绘、展示和认同这样一个社会,显然还是有很大风险,《受戒》也辗转多次才在《雨花》杂志上发表,也说明这篇小说在当时有点不合时宜。一般的读者都会发现汪曾祺小说有“三言二拍”的痕迹,而这点正是汪曾祺发表《受戒》前有点害怕的另一个原因。20世纪80年代之初,《今古奇观》的市民话语还不能为社会各阶层接受,出于害怕引起争论,汪曾祺不得不在一篇序言里从思想、描写场景和语言上认真区分了“市井小说”和传统“市民小说”的不同,汪曾祺尤其强调了自己小说的非“消遣性”,他强调了小说认识功能和教育作用,他说自己的“市井小说”,不是《今古奇观》,“三言二拍”,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在思想:

  “‘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的都是极其平凡的人。‘市井小说’嘛,都是‘芸芸众生’。芸芸众生,大量存在,中国有多少城市,有多少市民?他们也都是人。既然是人,就应该对他们注视,从‘人’的角度对他们的生活观察、思考、表现。”

  汪曾祺强调自己仔细描绘“过去的世界”,并不是为告诉现代人几个过去的故事,他的出发点和沈从文是接近的,是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关系的再思索。所以,他虽然津津乐道地描写“现代历史”之外的“过去”,但他在回到“过去”的同时,却又抽身离开,依然是用一种“现代”目光打量着传统,他迷恋着“过去”的世界,甚至把它塑造的完美而有诗意,但实际上,他早已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将无可挽回地衰败了,它的衰败既是“现代”入侵的结果,也与其自身的社会结构有关。汪曾祺小说中的商贾小贩,他们自然而平凡地生活中,和他们的职业以及周围的人群、建筑构成了安稳和谐的世界,这个社会自成一体,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是建立在大地上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又是将要“过去的”世界,尽管它具有连续、完整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却对付不了“现代”的冲击。在《异秉》中,我们看到除了王二的生意因为勤奋而维持着,市井世界中很多商业都越来越衰败:“这一条街上的店铺、摆摊的,生意如何,彼此都很清楚,近几年,景况都不大好。有几家好一些,但也只是维持。”井然有序的传统世界不见了,这里露出了荒凉、慌乱和无序。平凡的手艺人娴熟于他们的职业和器物世界,过着安分守道的生活,但是安分于个人的位置,却仍然陷入困境,这才是传统的悲剧。

  汪曾祺虽然留恋“过去世界”,却又对“过去”有一种深刻的现代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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