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进入“汪曾祺的高邮”——重读《八千岁》

　　时间的意义

　　汪曾祺的故里小说中，《八千岁》不算特别显眼。它不像《受戒》(1980)、《大淖记事》(1981)那样有“破界”的意义，逮至1983年《人民文学》第2期发表《八千岁》，汪曾祺关于高邮的小说已经层现叠出：《岁寒三友》《故乡人》《徙》《王四海的黄昏》《故里杂记》《鉴赏家》《晚饭花》，连他20世纪40年代写高邮的《鸡鸭名家》也已重新面世。接着《八千岁》发表，还有众口称赞的《故里三陈》(尤其是《陈小手》)。《八千岁》在汪曾祺这一“高邮序列”里，似乎只是大运河中一朵浪花。

　　尤其是《八千岁》的题材，只是写一个吝啬的商人被当地驻军敲诈，既非抒写劳动人民的“精神美”、“人情美”，也不代表“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文人雅趣。在当年，《八千岁》可以说将《受戒》引出的“汪曾祺之问”——“小说可不可以没有意义？”推到了极致。似乎也正是因此，少有评论文章单独讨论《八千岁》，多是将它放在一连串的汪曾祺高邮小说中，说是书写了“小人物的悲欢”。

　　30年后回看《八千岁》，它的特别之处正在于超越了读者熟悉的劳动者、文人这两个汪曾祺笔下常见的群体，展现了小城高邮更多的社会层面与生活场域。如果我们将汪曾祺看作一个为高邮作传的写者，《八千岁》以其人物之丰富、描写之凝练，堪称进入“汪曾祺的高邮”的一把钥匙。与汪曾祺其他高邮小说相较，《八千岁》的时间比较明晰，八舅太爷进入里下河地区是“抗战军兴”之后，而这一带呈现出畸形的繁荣，是在“‘八一三’以后，日本人打到扬州，就停下来，暂时不再北进”，扬州沦陷，是1937年12月14日，而高邮被日军占领，是1939年10月2日，而汪曾祺在这年夏天离开高邮经上海、香港往昆明考西南联大。《八千岁》的主要故事，就发生在1938年初至1939年上半年这一时段。

　　这一时段，念高中二年级的汪曾祺为避战乱，辗转借读于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盐城临时中学，1938年还随祖父、父亲到高邮北乡庵赵庄住了半年——这里正是《受戒》故事的发生地，可是从《受戒》中我们完全看不出战乱的背景。时间明晰的意义，在于它决定了文本的方向。《受戒》的末尾注明“写43年前的一个梦”，这个梦是没有确切时间，它可以发生在汪曾祺高邮19年生涯的任何一个时段。甚至在那之前、之后，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只要庵赵庄没有改成人民公社，善因寺没有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明海与小英子的故事就会一次一次地上演(善因寺方丈石桥的原型叫铁桥，此人在高邮沦陷后投靠日本人，那时汪曾祺已不在高邮，可即使《受戒》的故事放到那时，又有什么不同？)《大淖记事》犹如一幅里下河的风俗画，而这风俗画也是长时段的，锡匠与挑夫，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小说结尾，巧云也挑起担子，十一子伤好了还是锡匠，刘号长被赶走了，水上保安队依然存在。日子似乎会永恒地这样过下去。但《八千岁》不一样，这篇小说写的是“变”。前半篇的“不变”，映衬着后半篇的“变”。在《八千岁》中，汪曾祺的高邮不再是一个梦，或一幅风俗长卷，视线所及，满纸都是大堤将决前的波荡。

　　八千岁

　　《八千岁》的开头算得奇崛：

　　“据说他是靠八千钱起家的，所以大家背后叫他八千岁。八千钱是八千个制钱，即八百枚当时的铜元。当地以一百铜元为一吊，八千钱也就是八吊钱。按当时银钱市价，三吊钱兑换一块银元，八吊钱还不到两块七角钱。两块七角钱怎么就能起了家呢？为什么整整是八千钱，不是七千九，不是八千一？这些，谁也不去追究，然而死死地认定了他就是八千钱起家的，他就是八千岁！”

　　“八千岁”在高邮话中不知有无别义，我只猜是来自杨家将戏中的“八贤王”，即八王千岁。八千钱起家，怎么就引申成了“八千岁”？不知。但这个人总括起来，一句话就说完了：“八千岁那样有钱，又那样俭省，这使许多人很生气。”

　　民国的银价是逐渐走高的。按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1910年代，一块银元兑铜元128枚，因为3吊钱兑一块银元，当是1920~1930年代的市价。而据陈存仁记载，1914年的上海米价，每担3.6元，1929年，高邮米价每担6元(大旱大涝灾时曾涨至一担24元)，抗战前夕，江南米价只有5元一担(丰子恺《伍圆的话》)。在八千岁发迹的这一时期，八吊钱连一担米都买不到，而八千岁能以此贩米起家(不熟不做，他应该别无他业)，靠的什么？一靠俭省，二靠“不变”。所谓“不变”，首先是米价，“早晚市价，相差无几”，十多年来，也不过从3.6元涨到了五六元。“卖稻的客人知道八千岁在这上头很精，并不跟他多磨嘴”，自然，卖米的利润也是固定的，而且做的是街坊生意，“买米的都是熟人，买什么米，一次买多少，他都清楚”。其次是他的生产方式。“这二年，大部分米店都已经不用碾子，改用机器轧米了，八千岁却还用这种古典的方法生产”，机器轧米的革新还不曾影响到八千岁的生财之道，因为“本县也还有些人家不爱吃机器轧的米，说是不香，有人家专门上八千岁家来买米的，他的生意不坏”。托庇这相对安稳的时世，八千岁才能一点一点靠着“不变”积攒起他的财富。

　　他的俭省，说穿了也是“不变”。永远的青菜豆腐饭，永远的草炉烧饼，汪曾祺不断用“非常简单”、“非常单调”来形容他的生活。八千岁最有标志的衣着“二马裾”，用老蓝布做，“自从有了阴丹士林，这种老蓝布已经不再生产，乡下还有时能够见到，城里几乎没有人穿了”，阴丹士林创于民初，可见老蓝布已是前清的产物，款式也与“长衫兴长”的时样背离，只能盖住膝盖。而这“长衫兴长”怕也快过时了，据《高邮县志》，“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学生服、西服、中山服、衬衫、卫生衫、汗衫，服装向短装发展，男子较少穿长衫”。那么，八千岁的穿着，真是双重的不合时宜，土气到家了，难怪“全城无二”。他的儿子小千岁，才十六七岁，不但也穿一身老蓝布二马裾，而且被父亲收拾得同样的嗜好全无。八千岁到底允许他养了几只鸽子，不光是宋侉子的说情，重点还在于“米店养鸽子，几乎成为通例”。八千岁虽然俭省，但也遵守行规成例，如卖稻客人来，要加荤菜，要吃茶点，他都循例招待，只是自己绝不染指。

　　老中国看重勤俭持家，这没错，但同时也时时嘲笑那些吝啬鬼。从《笑林广记》到《儒林外史》，出格的吝啬总是人们轻蔑乃至讽骂的对象。然而八千岁的俭省至于让很多人“生气”，不光是他的行径独特，更因为这份俭省被应用到了社会生活里，那就成了“不通人情”。“竖匾两侧，贴着两个字条，是八千岁的手笔。年深日久，字条的毛边纸已经发黄，墨色分外浓黑。一边写的是‘僧道无缘’，一边是‘概不做保’。”年深日久，足见八千岁一开始营商，就坚守这两条信则。僧道无缘，是舍不得出钱；概不做保，是不愿惹麻烦。这很符合八千岁的性格，但也将他推到了“路人侧目，同行议论”的地步。

　　斋僧布道，打发乞丐，不仅关乎民间信仰，更重要的是传统社会的慈善互助形式。老中国是自治化程度较高的熟人社会，比如地保李三，发现了孤寡去世或“路倒”，就会“拿了一个捐簿，到几家殷实店铺去化钱，然后买一口薄皮棺材装殓起来”，同时他也帮店家驱赶串街的叫花子(《故里杂记》)。“做保”也是熟人社会的特色，是前现代的信用评估体系，所以需要“殷实铺保”，财产多寡与信用程度成正比。虽然僧道无缘”、“概不做保”的店铺不止八千岁一家，但人人都知道八千岁有钱，肯花800大洋买两匹大黑骡子，但偏偏不肯施舍，不愿做保，这是很犯众怒的作风。八千岁的为人处世，一是“万事不求人”，二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的风格，虽然不招人待见，但和平年月，熟人社会，多半也不会有人找他的麻烦。小说里没有写到他的妻室，猜想多半被这种苦日子压死了，将来八千岁给小千岁娶亲，仍然会有人图他家的殷实把女儿嫁过去，再给他家生下小小千岁。

　　但这样的稳当日子，被战争一手挑破了。

　　八舅太爷

　　八舅太爷这样的人最适应乱世，聪明、胆大，不安分，而且无赖不讲理，“八舅太爷”这个绰号就是这么来的，因为高邮人“把不讲理的人叫做‘舅舅’，讲一种胡搅蛮缠的歪理，叫做‘讲舅舅理’”。如果没有战乱，八舅太爷多半在上海当他的白相人，“放浪形骸，无所不至”。即使混进了军队，也未必能公开地鱼肉乡里。然而抗战军兴，和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江南行署主任冷欣、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都能拉上关系的八舅太爷，就成了里下河几县轮流转，说一不二的“霸王”，骂一声“汉奸”，就可以拉一个人出去军法从事，“城里和乡下的狗一见他的车队来了，赶紧夹着尾巴躲开”。

　　汪曾祺对这段时间高邮社会的描述极为准确而精彩：

　　“‘八一三’以后，日本人打到扬州，就停下来，暂时不再北进。日本人不来，‘国军’自然不会反攻，这局面竟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起初人心惶惶，一夕数惊，到后来大家有点麻木了；竟好像不知道有日本兵就在一二百里之外这回事，大家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种田的种田，做生意的做生意。长江为界，南北货源虽不那么畅通，很多人还可以通过封锁线走私贩运，虽然担点风险，获利却倍于以前。一时间，几个县竟呈现出一种畸形的繁荣，茶馆、酒馆、赌场、妓院，无不生意兴隆。”

　　非常时期，军事第一，八舅太爷俨然成了本地的“最高军政长官，县长、区长”。最妙的是，“当地人觉得有一支军队驻着，可以壮壮胆，军队不走，就说明日本人不会来，也似乎心甘情愿地孝敬他”。高邮社会的规则已经变换，锡匠们“顶香请愿”，虽然不见于《六法全书》，但县长不愿把他们逼急，会邀请县里的绅商商议，通过协商了解十一子与刘号子的恩仇，而在战时，军队领袖的统治合法性至高无上，八千岁这样的富商自然无法与抗。

　　八舅太爷在汪曾祺小说里还出场过一回，那是1992年创作的《鲍团长》。鲍团长是保安团的团长，在国民革命军里当过营长。八舅太爷闹得实在不像话，商会会长王蕴之请鲍团长出面，以军伍前辈的身份规劝八舅太爷。哪知名片递进去，回话说：“旅长说：不见！”鲍团长自觉愧对乡亲父老，这成为他去职的原因之一。

　　政权、绅权、行伍伦理，八舅太爷一概不顾，偏偏他还自称“戎马书生”、“富贵英雄美丈夫”，占了宋侉子的踢雪乌骓，画一张画当谢礼。这样一个“风雅”的兵痞流氓，倒也是小说中民国人物形象的创格。

　　小城中的商人、小手工业者，受到的迫害往往来自军队与流氓。《岁寒三友》中，王瘦吾毁于流氓式商人王伯韬之手(流氓商人的穿着很特别：“不论什么时候，长衫里面的小褂的袖子总翻出很长的一截。料子也是老实商人所不用的。夏天是格子纺，冬天是法兰绒。脚底下是黑丝袜，方口的黑纹皮面的硬底便鞋。”)，陶虎臣的炮仗店，一败于当地驻军严禁冬防期间燃放鞭炮，二败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其实是某种意义上的全民军事化运动)，最后连女儿也卖给了一个驻军连长，倍受欺凌。军队与流氓，都是民国社会中的“变数”。传统社会依靠官绅共治，以此达成社会的稳定，而军队与流氓是或明或暗的破坏力量。一旦像八舅太爷那样，将军队与流氓结合起来，又恰逢乱世，便几乎可以摧毁一切人们熟知的伦理规则。

　　边缘人

　　在汪曾祺的高邮世界里，社会下层有他们的委屈、辛酸与悲苦。但他们可以依仗自己的努力寻求希望与出路，巧云与十一子的相恋，《异秉》里的陈相公有梦里与母亲对话的慰藉，“岁寒三友”都靠技艺与变革迎来过好运，八千岁更是全凭俭省起家。他们各有特色，但合在一起，构成了其乐融融、有板有眼的人间。然而新的破坏力量自外而来，不仅是流氓、军队这些有形的力量，还有时代的变动那种“惘惘的威胁”(张爱玲)。

　　八千岁古井不波的生活里，偶尔也会有所触动。看小千岁玩鸽子，他也觉得有趣。看见“长得像一颗水蜜桃”的虞小兰，他也会想：“长得是真好看，难怪宋侉子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钱。不过为一个姑娘花那么多钱，这值得吗？”结论且不说，八千岁肯定觉得想想这个问题，都能把自己吓一跳！所以“他赶快迈动他的大脚，一气跑回米店”。

　　八舅太爷一来，八千岁生活里的很多规则都守不住了。他往仙女庙贩粮，却不肯事前花钱运动。这种做法以前行，现在不行，立即被扣上了“资敌”的罪名。宋侉子是他这辈子惟一信得过的朋友，肯帮忙。宋侉子叫他拿100块钱送给虞芝兰，讲好800大洋赎人，又“说了好多好话”，才请到两个同行出面做保，将八千岁保了出来。

　　八千岁给自己和小千岁换上了蓝阴丹士林的长袍，刮去了“概不做保”与“僧道无缘”两道字条。跟着就是那句点睛之笔：

　　“是晚茶的时候，儿子又给他拿了两个草炉烧饼来，八千岁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

　　‘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

　　结尾的况味，与老舍《断魂枪》结末沙子龙抚摸着冰凉的枪杆，说的那句“不传，不传”有异曲同工之意。一个时代的逝去，不是升斗小民所能看清，但他们能够清晰感觉那种动荡。

　　这种动荡，在有些语境里，或许还是一种进步或革新的象征。但在汪曾祺的高邮世界里，那些手艺高超的匠人，那些安分守己的坐商，甚或只凭力气吃饭的贫民，都被这种动荡剥夺了按照自己意愿或常例生活的权利。

　　八千岁为什么只跟宋侉子要好？从生活习性、饮食爱好各方面看，两人都格格不入。或许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对米粮古典生产方式的恋慕。宋侉子喜欢贩马贩骡的浪子生涯，八千岁舍不得他的碾子与大骡子。显然，这种生产方式马上就将被机器轧米取代，而且较大的米如春裕米厂已在高邮出现，职工达数十人，碾米车间300余平方米，有16匹柴油内燃机与大小碾米机，日产大米5000至15000斤。可以想象，八千岁和宋侉子怎么敌得过这样的潮流？

　　跟宋侉子关系不浅的虞小兰母女，看似风光无限，其实也是时代波荡的牺牲品。虞芝兰本是前清盐务道关老爷的小妾，关老爷死后被大妇逐出，只能重张艳帜，年老色衰后又以女儿瓜代。原本的大户人家子女，被迫只能以色相事人。她们同样是新生活中的边缘人。虞小兰出来走走，“路上行人看见，就不禁放慢了脚步，或者停下来装做看天上的晚霞，好好地看她几眼。他们在心里想：这样的人，这样的命，深深为她惋惜”。美是大家都喜欢的，但这份美难以将养，只能为有权人或有钱人攫夺。

　　《八千岁》从一个吝啬的富商，写到一个骡马贩子，再写到一个美貌妓女，看上去并无任何叙事的逻辑，实际上，汪曾祺写的是这座小城里的一些边缘人。时代对他们的改变，就是将他们逼回生活的常态。没有这些改变，他们虽然被路人侧目，同行议论，却生活在自足的世界中。当宋侉子无马可贩，虞小兰辗转于驻军首领之间，八千岁脱下了二马裾，晚茶吃上了三鲜面，一个时代就此逝去。

　　当年读《八千岁》，看到最后一句，似乎作者的描写同情里夹着嘲讽。现在重读，字里行间传递的东西要复杂得多，其中一层一层的滋味，纵是起汪先生于地下，也未必说得清楚。而文学的无可替代，不正在这点儿“说不清楚”上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