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一幅字与三封信

　　几年前，文学馆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叫《文人的另一种交往》。书中收文不足百篇，却有三篇写到汪曾祺，而且都与画有关：一是《汪曾祺的画》，二是《汪老赠画》，三是《在汪曾祺家抢画》。三篇文章分别出自邓友梅、张抗抗、陈建功三位著名作家之手，所记均趣谈珍闻，读之饶有兴味，诚如主编陈建功作书“序”所说：“在历史的沉浮与人生的跌宕中，文人们留给历史的，并不仅仅是著述，还有无数鲜活的个性呈现、无数美好的交往佳话。本书正是从一些具有纪念意义、堪可回忆的物品入手，选取发生在作家与作家之间、作家与艺术家之间以及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感人故事，从中应可看到现当代中国作家们立德立功立言的身影，更可领略作家们情感之深厚、友谊之坚贞、为人之方正、个性之独特。”

　　汪曾祺的丹青功夫，完全是自学而成。有家学渊源垫底固然重要，但天资才华与机遇自然更是不可或缺。邓友梅说过，汪先生的画缘，始自被“错划”后发配东北一家农场劳动时：“农场要编本有关农作物的通俗教科书，领导给他个改造机会，叫他为那本书画植物标本。每种作物叶子什么样，花什么样，果实什么样，都照原物一笔一画地描下来(就像《本草纲目》里的插图)。”邓先生推测，“他就是那时才发现自己的绘画天才，并从此养成了画画的习惯”。从工作需要出发，而后成兴趣成爱好成专长。一切都似在顺承自然不曾经意之间，又一切都能克艰克难水到渠成。没想成名却成了名，没想成“家”也成了“家”。汪先生的艺术生命之路，实在是既平凡又伟大！

　　遗憾的是文学馆藏品中似乎没有汪曾祺的画(起码2000年以前的账目上未见登记)，所以《馆藏珍品大系·书画卷》中只收录了由臧克家先生捐赠的他的一幅字，写的是他的一首七律“旧作《岁交春》”：“不觉七旬过二矣，何期幸遇岁交春。鸡豚早办须兼味，生菜偏宜簇五辛。薄禄何如饼在手，浮名得似酒盈樽？寻常一饱增惭愧，待看沿河柳色新。”字幅上除钤有“汪曾祺印”外，还另盖一闲章“岭上多白云”。这幅字写于“1996年冬”，距其1997年5月16日辞世只有半年左右时间，但诗中却看不出一点日薄西山老之将至的凄清与落寞，而是充满了生活的兴致与热情。汪老是诗人又是美食家，所以有本事把食材变“诗材”——鸡、豚、菜、饼、酒，荤的素的吃的喝的上个齐全不说，就连葱、蒜、生姜等佐料(“五辛”)都没落下。信手拈来的诗句诉诸信笔挥洒的书法，相得益彰，相映成趣。读其诗品其字，最触动心魂的，是那种柴米油盐喜怒哀乐的人间烟火气息，是那种把酒黄昏采菊东篱的恬适氛围。

　　除了字，还有几封他写给朋友的信函，也藏在文学馆的手稿库中。汪曾祺是散文圣手，他写的信，从结构到语言都像散文一样美。干净简洁温润淡定的文字，承载着丰富的信息与厚重的友情，更有掩不住的见识与学问时时跃动其中，读之确有怡颜养心之感。这里不妨照抄几例，以其原汁原味与读者诸君共享。

　　例一

　　萧乾同志：

　　不知道你从南朝鲜回来没有。

　　听说你养乌龟，有这事么？

　　江苏的《东方记事》将改版，由北京的朱伟任特约编辑，他来找我谈了一次。拟开的栏目颇吸引人，其中有些富有刺激性，如“灾难报告”(专报中国的灾难)，“文革研究”。也有比较“中性”的，如“两地书”(载海内外学者来往书信)。有一栏是专载文人的业余爱好的，他们原拟栏名为“兴趣和乐趣”，我改名为“四时佳兴”。他们让我主持这个栏目。我想约你写一篇“养乌龟”，如何？

　　这个刊物得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他们希望办得高雅一些，像《大西洋》那样。希望你能支持。“养乌龟”如不合适，可另改题目。

　　即候  盼安！我的地址是 蒲黄榆路9 号楼12层1号  电话：763879

　　汪曾祺

　　9月6日

　　例二

　　友梅：

　　《鼻烟壶》写得怎样了？

　　有一本《鼻烟谱》(原书似名《洋烟谱》)，好像是赵之谦写的，我曾看过，《香艳丛书》好像收入的，此书你不知道看过没有？如未看过，可找来看看。

　　卖鼻烟的铺子里挂的小横匾上写的字：“可以醒脾”。这是我在长沙一家老鼻烟铺里见到的，可说贴切。

　　廊房头条一家高台阶小门脸的铺子，是专卖鼻烟的，梨园行中人常于早晨遛鸟之后往彼小坐，这家似叫蘭什么斋，到处贴的是时慧宝写的魏碑体的字和很俗气的“螃蟹兰”……叶片披纷如蟹脚。

　　我今日晚往徐州去讲他妈的学。去年他们就来过人，我当时漫应之曰：“明年再说吧。”我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不想人家当了真事！以后该断然回绝的事则当断然，不可“漫应”也。徐州倒也应该去看看，顺便还到连云港去两天，大概月底可回京。

　　你们的画我一直记着的，我一直在找一个好的燕子的形象，还没找着。我想把燕子画得很黑，羽毛周围略泛紫光，后面用宋人法画梅。

　　斤澜荣归作汗漫游，闻尚未回。南方冬冷难耐，不如仍到北京吃涮肉为好。

　　我近来身体颇佳，肝脏似无问题，3T正常，转安酶降至143。唯觉无所事事，只是看舒克申小说消遣耳。

　　即候俪安！

　　曾祺

　　十一月廿四日

　　例三

　　巴先生：

　　前两天在我们这儿的图书室里翻了翻《六人》，看了那个后记，觉得很难过，看到您那么悲愤委屈，那么发泄出来……强烈极了，好些天都有那么个印象。……昨天晚上看了一个歌舞晚会，睡得很晚，今天一天精神很兴奋，应当睡午觉时候睡不着，想着要给您写一封信，想问候问候您。

　　一直常常想起您。

　　我不在武汉了，回北京来了。我说是“回”，仿佛北京有我一个根似的，言[这]也就是回来的理由吧。主要的是施松卿的身体不好。我在北京市文联。北京市文联在霞公府15号——北京饭店后面，您大概晓得那条街的。

　　章靳以来北京，见到两次。一次是在英雄代表大会上，一次是在吉祥听昆曲。他大概是今天十一点钟的车走吧。我听说劳模英雄是在那一班车走，那他可能一齐走。他大概会谈起听昆曲，因为会谈起卞之琳，谈卞之琳听游园。有些话是我告诉他的。不过我后来又想还是不要多谈卞之琳的“检讨”的事吧，因为我们知道得不全面，断章取义的可能不好。

　　昨天那个晚会好极了，是新疆、西南、内蒙、吉林延边四个少数民族文工团联合演出的，超过了北京和全国的歌舞水平，靳以要是昨天没有走，他一定也会谈起的。

　　听说您下月要来？确么？

　　曾祺

　　十月七日

　　以上三例信函，应以致巴金的一封为最早。之所以将其放在最后，是想介绍一点它的背景：1949年9月，巴老翻译的《六人》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1950年5月，汪曾祺由武汉调北京市文联工作，在图书馆里看到了这本新书。让他“觉得很难过”的，应该是巴老写在《后记》中的这样一段话：“三年前开始翻译这本书，工作时断时续，到今年五月才译完最后的一章。这本小书的翻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事实上我执笔的时候并不多。我的时间大半被一个书店的编校工作占去了。不仅这三年，近十三年来我的大部分的光阴都消耗在这个纯义务性的工作上面(有那些书，和那些书的著译者和读者给我作证)。想不到这工作反而成了我的罪名，两三个自以为很了解我的朋友这三年中间就因为它不断地攻击我，麻烦我，剥夺我的有限的时间，甚至在外面造谣中伤我，说我企图霸占书店。我追求公道，我举事实为自己辩护，我用工作为自己申冤。然而在那些朋友中间我始终得不着公道，始终争不到一个是非。这本书的翻译就是在这种朋友的长期的折磨中进行着的。”

　　汪曾祺一贯追求的是和谐的生活情调与人生境界，巴老的沉重诉说，自然令他痛心，于是赶紧致信问候。好在就在同一篇《后记》中，巴老还写了下面一段文字：“译稿发印以后我去北平住了一个多月。我过了四十天的痛快日子，看见了许多新气象。我摆脱了三年来压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的那种梦魇的‘友情’。因为我在北平得到了真正友爱的温暖。”这段文字，想来是能让汪老的“难过”有所缓解的。由此想到文学馆编辑的《文人的另一种交往》，如果汪老在天有灵，肯定会为书中所写那些发生在文人间的“美好的交往佳话”而回眸慰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