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让生命宽厚，让文字飞扬

　　曾听一位知名作家讲课，他说每个写作者在创作上都应该拥有一口专属自己的井，这井与自己生命里最难忘、最独特的经历相联，与自己内心最深沉、最刻骨的情感相联。井中之水就是创作生涯中常用不衰的永恒母题和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例如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沦陷时期的上海之于张爱玲。我本不该狂妄地将自己与前辈名家相提并论，但回顾写作以来走过的路，我深知自己也有这样一口井，它与千里之外的云南大山深处的一个小乡村相联，与苗族小女孩小美相联。

　　认识小美是在2007年的5月。当时的一篇文章让我对小美的家乡——处于层层大山包围之中、有7个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省红河州黄茅岭乡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利用假期自费前往那里支教。黄茅岭中心校的学生们都是住读，每周日放假回家，返校时从家里背来自己下周吃的米。维持这样的生活并不需要多少生活费，可是依然有很多孩子因为家庭极度贫困而辍学。

　　马素英是黄茅岭中心校的彝族老师，支教期间她一直陪伴着我。一天放学后，我们去因贫困无钱住读的学生家家访，第一站便是去小美家。小美家的房子在半山腰的一个苗寨之中，以石块和泥土砌成，屋门低矮，采光极差。屋里杂乱不堪，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小美的奶奶当时60多岁，因生活贫困和过度劳累显得格外苍老。小美的父亲在她很小时就因矿难去世了，母亲改嫁后再也没回来，她就跟着奶奶和叔叔一家生活。家中贫困，她无钱住校，只能每天早晚来回各走近一个小时的山路上下学。让人担心的是，她的两个叔叔都有自己的小孩，等他们的孩子长大需要读书了，她很有可能会辍学。

　　我提出为小美一家拍照。客观地说，小美不算是长得好看的女孩，上唇还隐隐看得到疤痕。后来我问了才知道，她是先天唇腭裂，幸亏一位伯伯带她去城里做了矫正手术。然而就是这样一张算不上美还有点小缺陷的脸，却绽放出我见过的最纯净动人的笑容。我向素英姐提出想要帮助小美上学。

　　当年暑假，我又一次来到黄茅岭体验生活，在素英姐的陪伴下第二次去小美家。到达小美家时，却得知她正跟着婶婶在田里干活。奶奶见我们来了，对着自家水田的方向喊小美回家。我看见小美瘦小的身影沿着陡峭山坡渐渐走近，一只装满水稻的麻袋驮在背上，麻绳深深勒进纤弱的肩头，稀疏的刘海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我看得心疼，小美看见我却笑了，如往常一样灿烂纯净。

　　这次返回上海后，我便开始了第一部小说《大爱无声》的写作，小美给了我创作的素材和灵感，成了我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因为我对她的特殊感情，在小说中我依然用了“小美”这个名字。

　　写作期间，为了让小说中的细节和情节设置更加贴近真实生活，我又一次前往黄茅岭，冒雨爬了8个多小时的山路来到当地海拔最高、最贫困的寨子马鹿塘，看望坚守在那里教书的腿有残疾的王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在当地乡民里，也只有青壮年男子才爬得上马鹿塘，听说不止一次有走惯了这条路的山民不慎掉下山崖摔死。

　　曾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危险走这一趟，我还是要说起小美。正是因为去了小美家，看到了她生活的环境，了解了她的身世，见到了她的家人，才激发了我对她难以言说的爱，才促使我将小说中的小美塑造得有血有肉。所以我要上马鹿塘，我要真真切切地与那里的孩子产生我与小美之间相同的血肉联系。这是小美给我的启示，也是《大爱无声》最终能够打动出版社编辑的关键所在。

　　第一部小说得到的认可给了我自信和勇气，使我决心在写作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期间，体验生活和写作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艰难重重，与小美的书信往来就成了我十分重要的慰藉。在信里，小美告诉我，因为有我的帮助，她可以住读了，不必每日来回奔波，也就可以安心读书。我回信对她说，我对她的期望并不着重于学习成绩，只希望她能健康快乐地成长，懂得做人的道理。

　　我对黄茅岭有游子对故乡的那种思念和眷恋，总想着再找机会回去。我没有办法解释其中原因，如果把人比喻成树，我只能说似乎我把一部分根扎在了那里。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让小美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2010年夏，当我听说原先工作过的公益组织举办了邀请云南贫困山区的少数民族少年来上海参观世博会，并与上海家庭互动的公益活动，立即前去了解情况，想看看小美是否有机会参加。最后，机会争取到了，我欣喜不已。

　　与小美分别3年之后再次相见，看见当年因为营养不良而十分瘦小的黄毛丫头变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我心里说不出的激动。与小美结对的家庭来的是母女两人，女儿名叫刘畅，比小美大两岁。小美素来伶俐，所以对接待自己的阿姨和姐姐都很亲热。看见小美坐在她们母女中间，放松地说笑着，一点都不认生，我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

　　欢迎仪式结束后，云南来的孩子们要跟着结对家庭回家。我与小美久别重逢，又想让她安心些，便陪她一起去刘畅家。小美跟刘畅母女交流得很愉快，吃饭的时候也毫不拘谨。她的语言表达能力远超同龄的山区孩子，接人待物落落大方，令刘畅全家和我都异常惊讶。

　　听刘畅问起家乡的风土人情，她绘声绘色讲述春节时苗家人的风俗。刘畅母女听得有趣，说想去黄茅岭看看，小美立即邀请她们去自己家过年。之后刘畅妈妈说出以后要资助小美的话，完全忽视了我这个和小美结对了4年的人的感受。我心里愈加难受了，却又不能表现出来。最让我郁闷的是，我发觉我心里的那个单纯如山间溪水的小美变了，变得过于乖巧精明、过于会察言观色，这一切与她的年龄太不相符。

　　当晚，我和小美都睡在刘畅的房间里，小美和刘畅同睡床上，我打地铺。经过一晚上的相处，刘畅妈妈对我有所了解，也明白了小美来上海的原委，对我非常照顾，用新的被褥精心帮我铺了床。我躺在地上，听着床上小美和刘畅像老朋友一般地说话，我心里也在梳理着思绪。我努力为小美争取到参加此次活动的机会，又费尽心思如此安排，不就是为了让她和其他云南孩子一样，能够结识年龄相仿的上海小伙伴、体验上海人的家庭生活吗？我的心愿不就是能让小美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吗？如今这些都实现了，我有什么好不舒服的？小美跟刘畅一家相处融洽、刘畅一家对她喜爱关怀，我应该高兴才对。

　　至于小美的乖巧和事故，作为了解她身世、与她交流了4年的人，我应该理解她如此的原因。身为孤儿的她必定比其他同龄人要成熟得多，她也只有这样才能给自己争取到生存必需的条件和发展的机会。这几年来，我尽我所能地给予小美我的爱，虽然我做得远远不够，但却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她生活中母爱的缺失，而母爱是不求回报的，只要孩子感到开心幸福就好。这样想着，我心里的结一下子打开了。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不能全程参与活动，所以和小美单独相处的时间不多。临走前的一晚，我把小美接到我的住处过夜。她洗了澡，一头长发湿漉漉地披在肩上，我让她坐在我的身前，帮她吹干头发。我们随意聊着，她毫无顾忌地把心里话说给我听。她说自己很幸运，虽然没有父母，却有奶奶疼爱，还有我这样关心帮助她，她最大的心愿就是以后工作了好好孝敬奶奶、回报我。我对她说，奶奶和老师对你的爱和关心都不需要你报答，只希望将来你有能力了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她说她其实常常会想亲生母亲，虽然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她却不怨恨她。她祝福妈妈过得好，也很希望她回来看看。

　　我们也聊一些有趣的事。她说曾经和几个要好的苗族女孩一起聊起将来嫁人的事，女孩们都说汉族的男生对女生比较尊重，还肯做家务带孩子，所以将来要嫁给汉族的男生。苗族男孩听到了她们的话，生气地说：“你们如果都嫁给了汉人，我们岂不是要打光棍了？”我们说着笑着，不知不觉就到了很晚。很快，她便睡沉了。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想到分别快要来临，我心里惆怅起来，很晚都不能入眠。

　　次日，临上去机场的大巴前，她突然间转身扑进我怀里号啕大哭，眼泪很快就在我胸口湿了一片。刘畅妈妈劝慰了半天，她还是不愿松开紧抱我的双臂。路上，小美几乎不说话，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似乎怕一松手我就会消失。

　　小美回云南后，我怅然若失了很久。素英姐告诉我，她回去后各方面都很好，学习的干劲更足了，明年她要参加小升初的考试，这样的状态利于她提高学习成绩。后来忙碌起来，我也就不经常去问她的情况，一方面是放心，还有一方面是不想给她压力。2011年6月的一天，我正和朋友吃饭，突然有陌生号码来电，我接起来却听见小美的声音。“老师，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以全乡第三名的成绩考进了县里最好的中学！”听了这话，我欣喜若狂，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把这快乐与一同进餐的朋友分享，那个时刻我的骄傲和自豪远比自己的小说出版更甚。

　　几日后，素英姐来电话告诉我，小美考入的这所中学会将各乡的前三名安排在同一个班里，给予费用上的减免，教学上也会格外重视。但是因为当地的辍学率高，这所中学有个规矩，每年小升初的考试成绩出来后，校长会亲自找各乡前三名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家长谈话，如果家长不能保证自己的孩子读完三年初中，名额就让给别人。素英姐说小美读初中后所需费用要比小学时高五六倍，我说我一定支持到底。

　　不久我收到小美的信，她说因为这半年来功课很忙所以没有给我写信，但她常忆起在上海的情景，尤其是那天晚上在我住处的时光。她说：“老师，那天你帮我吹干头发的时候，我感觉你的手好温柔，就像妈妈的手，当时我真的很想哭，但是怕您看见伤心就忍住了。老师，其实在我的心里，您早就是我的妈妈了！”看到这一句话时，我眼圈立时红了，与小美相识至今，她总是喊我“老师”，这是她第一次叫我妈妈！

　　近两年，在我的牵线下，我身边的朋友中已有十几个家庭与山区的孩子结对。他们都说想亲自去黄茅岭看看，真正了解当地孩子的生活，却又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成行。我一方面感谢这些朋友对我的信任和对山区孩子的爱心，想要给他们结对的孩子拍些照片，另一方面也因为工作需要和对第二故乡的思念而多次回到黄茅岭。

　　小美读书的元阳一中在从县城到黄茅岭的路上，不论旅途多辛苦、时间多仓促，我总会去看望她。我们相聚的时间总是很短暂，校园里说一会儿话或者一起吃顿饭就不得不分别。元阳老城海拔高且多雾多雨，烟雨蒙蒙的天气更为别离增添了伤感。常常是我送小美回到宿舍，我走的时候她又一定要送我出校门。她的学校在半山腰，校门外有长长的石阶通向大路，每回走到这石阶时，我们的脚步都变得格外缓慢，都想让说再见的时刻来得晚一点、再晚一点。最后，“再见”两个字总是要由我狠心说出来。通常这时候，小美眼眶中已经憋了很久的泪水会瞬间滚落，但她还是会笑着拥抱我，嘱咐我路上小心。

　　有一次，小美借同学的手机发短信给我，短信里说：“老师，我奶奶生病了，恐怕会……我真的好怕……”可怜的小美，不敢提起那个可怕的字眼。我立即回短信安慰她，并托素英姐去了解情况，请她告诉小美叔叔速带老人去医院看病，需要治疗费用我会寄钱过去。后来经过治疗，小美奶奶的病情得以缓解，但至今仍时好时坏，常常犯病吃不下东西下不了床。每当说起这些，小美眼中满是忧虑。想到她小小年纪就要承受如此多的磨难，我就告诉自己要给她更多的爱。

　　从青涩的大学毕业生到经验丰富的老志愿者、从只发表过几篇小文章的文学青年到出版3部长篇小说的中国作协会员，我写作走过的6年，是和小美共同成长的6年。表面看来是我一直在帮助她，实际上她给予我的更多。写作者常与寂寞冷清相伴，小美的坚强乐观和她对我的信赖支持着我克服生活上和写作上的道道难关。我的一部分根扎在小美家乡的土地里，小美、素英姐和黄茅岭所有心中有爱、有梦想的亲人们帮我开掘了那口专属我的井。我与他们之间那些温暖过我、感动过我、激励过我的点滴，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丰沛的养分。

　　但我并不想把写作当成人生的全部，因为生命有限，不论是我还是小美，从一出生，我们就在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终点，每分每秒都离终点更近一些。所以我们要思考，自己究竟该如何度过有限的一生，如何让自己这辈子不虚度，如何能在最终时刻来临时，回首往事，内心不后悔不羞愧，坦然安宁。对于我来说写作是最好的思考方式，是无限接近理想化境界的途径。

　　将来有一天我会告诉小美，生命的长度无法增加，但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法让生命变得更加宽阔、厚重。不要盲目顺从于世俗的标准，让别人的眼光和评价左右自己。模式化的生活最能摧毁一个人的个性和天赋、最能瓦解一个人的志气和勇气、最终把鲜活的有无限可能的个体变成了统一铸造的螺丝钉。多些独立思考，多些不同体验，多些挑战和改变，多些时间让自己在路上。经受过那么多坎坷磨难、体味过那么多酸甜苦辣、欣赏过那么多美景奇景、了解过那么多与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后，人的心就会变得很包容、很纯粹，就会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与他人、与天地万物都紧密相联甚至合为一体。这是一种最博大的爱，拥有这种爱并且能够无私无畏地施予这种爱，我们短暂匆忙的生命就变得无比宽厚，无比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