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在沸腾作家在写什么

　　生活已经十分精彩，其精彩的程度及能提供给我们的感受与体验，时常会超越文学本身所达到的高度。面对这一切，青年作家如何作为？

　　前几天网络上有几条热点新闻：一是小学生持警棍对峙。此事发生在郑州，8名小学生像黑社会一样对峙。它告诉我们，文学还在想方设法以想象复原的故事，已经在生活中上演了。二是吹泡泡被开除。云南陆良县两名高中学生在教学楼吹泡泡被学校开除，后来当地教育局认为学校处理不当，撤销处分。三是以色列惊现美人鱼，有图有真相，完全符合读图时代的阅读取向。四是保安性侵学生。安徽芜湖市一名43岁的保安，性侵在读学生。

　　4条新闻，每条都是一个故事，每条都可被深入挖掘与解读，而且如此的事件时常发生。这让我想起10年前，在厦门举行的须一瓜作品研讨会上，评论家谢有顺说的一句话——现实已经沸腾了，作家们在写什么？

　　很多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都有过这样的犹豫和彷徨——写什么，怎么写？厦门有个青年作家每年写三部长篇，写到最后还是焦虑、失落，他不断反思：“虽然我写了这么多，每一部印个一两万册，但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名呢？”他这种悲观是可以理解的，许多青年作家也这样忧心忡忡——试想，从古至今，什么题材没人写过，什么样的写作技巧没人尝试过？

　　文学不是现实生活的代言人或者传声筒，它不仅要反映生活现状，其终极目的是阐述、追问精神的指向和生命的意义。现实本身代替不了文学的本质，代替不了作家们对人心世界微妙与波澜的探寻。

　　每个成功的作家都有他独特的一面，这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的区别，靠的就是作家与众不同的标签。

　　首先是地域。一个作家执著地书写他生活的地域，集中挖掘开采脚下的矿产，首先就具备了其成功的可能。从早年鲁迅写鲁镇与未庄、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沈从文的湘西，到贾平凹的商州系列、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马原的西藏，都是如此，这在许多青年作家的创作中已有所显现。吴君坚持的深圳叙事，王夫刚诗歌中的五莲和潍坊，哲贵的信河街，都是典型的地域符号。地域或者说故乡是作家精神扎根的地方，有了它就有了写作想象的着力点。

　　其次是题材。有评论家说，吴君审视的是中国乡村平民寻找现代梦想，揭示了现代都市的内在沉疴，拷问着潜在人性。乡村平民在城市中遭遇的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是吴君小说创作的最主要的主题。她的小说《深圳西北角》中的王海鸥、刘先锋，《念奴娇》里的皮艳娟与嫂子杨亚梅，《地铁五号线》里的朱喜燕，《二区到六区》的郭小改和徐森林，这样的底层故事、底层人物已然成为吴君小说的题材标签，鲜明易辨。

　　再次是语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鲁迅的简练精确，钱锺书的机智幽默，沈从文的唐宋魏晋风骨，是这些文学大家们独树一帜的语言风格。石一枫小说的语言，有些油嘴滑舌，并以挑衅意味进行调侃与反讽。哲贵小说的语调则是慢条斯理，是一种蕴涵在特定世界的迟钝。

　　最后是风格。包括文体创新、叙事风格、流派等。

　　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个人记忆和个人经历总是有限的，许多作家在写作上风光了一段时间后，逐渐淡出或被文坛遗忘，大多因为他们个人的经历、经验被掏空后，无以为继。如何挖掘各自的写作富矿，一直是青年作家亟待解决的问题。

　　宋小词的几个中短篇《铁骨铮铮》《路遥遥的心事》和《听何旺子念经》等，前两篇是有作者的人生经历和经验的，是“贴着人物”写的。但《听何旺子念经》就体现了作者经历和经验的匮乏而带来的书写困难，《听何旺子念经》中的有些人物已经扁平化、概念化了。在这方面，吴君的经验值得借鉴，尽管有着深圳叙事的大框架，其小说的故事及人物形象乃至面对的困境和选择，都绝不相同。

　　在每个人的写作进程中，初始写作往往带有小说家自叙传性质，体现了其独特经历。但个人经历的写作主题总有穷尽之时，而借助社会资讯在虚构想象中嵌入一定的真实，让小说有了等同于个人经历和体验的质感，让想象符合日常生活经验。通过营造生存方式、文化空间、人际关系的外部命运和内部心理，并通过对人的理解而达到对生存意义的领悟：命运与机遇、道德与权力、崇高与卑下、生命的价值与死亡的意义，有了这些间接体验与思考，就开启了青年作家更为广阔、更为丰饶的写作富矿，就使青年作家有了走得更高更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