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秋天,我考入南昌大学,读中文系。当时,身边有三五好友,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一起学习写作。彼时,我们并不了解时代的新变化,但皆深受先锋文学影响,一起写先锋诗歌、先锋小说,使用怪异的意象,玩弄叙事技巧,自欺欺人。现在想来,这些作品大都言之无物,形胜于质。为了写好先锋小说,我开始迷恋叙事学和后现代理论,搜求了大量中英文叙事学著作与后现代著作,读得晕晕乎乎,以为有得,如此不觉几年过去。大四时,我决定考研,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方美学专业,以为懂此就可以居高临下,势如破竹。
复旦大学中文系西方美学专业实力雄厚,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更是高手如云,我几年奔波于西方美学和西方哲学课堂之上,大快朵颐。但读研究生期间,事情慢慢有所变化,我逐渐对中国古典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阅读重心则是转向先秦经典。由于身处当下,所以希望看清当前的现状,明白自己的处境,希望能够看清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此问题我一直持续关注,以至于今一度曾自以为已经看懂,但再反思觉得或许未必,还需要再深入,所以逐渐对庄子所言“天之苍苍其正色耶”有了较深的共鸣。云南人民出版社即将推出一套“80后”批评家丛书,我交的稿子是《通三统——一种文学史实验》,我所谓“三统”异于甘阳,乃指清代、中华民国和当下,“通三统”则是希望能通此三种传统,因为今天的诸多问题或发端于清末,而若能明白前面两种传统的得与失,或于当下有所裨益。这本书大致代表了近年我的研究范围、关注重心和志向。
读博士时我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史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博士论文以《晚清民初身—家—国—天下体系变迁史》为题,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等为例,讨论身—家—国—天下体系在晚清、民初这一关键时刻的流变史。2010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到北京工作,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办公室,因为工作需要,每天坐班,朝八晚六,也因为杂事较多,时间完全被打碎。于是,我调整了研究方向,重心转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和中国当代思想史研究。这几年陆陆续续写完或在写三本书:一、《当下消息》,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主,对改革开放时期崛起的几代作家有所涉猎,书名之所以取此,则是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文学理解当下的消息盈虚;二、《中国当前思想界现状》,此书已成十余万字,写此书希望能够弄清当前思想界的流变与现状,了解新左派、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流派的现实基础、政治诉求、利与弊,归根结蒂还是希望藉这些流派和代表性人物理解中国的现实与处境;三、“70后”作家研究,从2011年开始,我在《西湖》开设了一个专栏“瞧这些人——‘70后’作家研究”,已经讨论了20余位“70后”作家,成文20多万字,写此书希望可以了解这一代作家的基本情况、命运等问题。
我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初衷是希望看懂“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理解时代和理解自己,写文学批评大致也本此志向,所以我没有学科意识,亦不希望作一个文学史专家或评论家。文学可谓国风,文学批评相当于观风的工作,观风或能了解时代、知得失,那么自己或也能知道进退出处,应隐或应显,知道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看懂一个作家或看懂一种文学现象比较简单,看懂一个时代则较难。如何看懂?或有两路:读书与历练。由于每个人机缘不同,会各有不同的经历,不可强求。读书则应求精求深,以当代文学批评为业者易浅,原因即或读书不精不深,因为工夫在诗外。所以从事当代文学批评者成名可较早,但难免后劲不足,每况愈下,应深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