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出发 重返共同体

　　迎合着个人主义的时代，个人主义式的文学十分受到欢迎，从路遥重写“人生”的故事开始，到郭敬明营造“小时代”的“幻城”结束，从陕北到上海，从黄土地到外滩，“自我”的文学成为这个时代柔韧的底色。走不出“我”，无论我走到哪里，走了多久，还是依旧被封锁在宁静的苍白中，这无法欺骗自己。

　　作为一个“80后”的文学批评者，我理解并且尊重父辈的批评观。他们在自己的青春岁月，刚刚从一个梦魇般的共同体中挣脱出来。对于现实主义的怀疑、对于语言变革的热切，以及对于纯文学的追逐，都在回应着笼罩着童年的“文革”浓重的黑影。父辈的批评同样从“我”开始，但这个我带有普罗米修斯般的悲情与壮丽：“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文学批评之所以在80年代迎来了黄金年代，在于有着巨人般的关切。

　　父辈的文学批评无疑是光荣的传统，不过，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故事。对于我这一代人而言，建基于“文学性”的普遍主义神话已然暴露出内在的封闭，然而这并不必然召回左翼批评。左翼批评背负着过于沉重的历史债务，缠绕着过于情绪化的恩怨纠葛。同时，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要警惕左翼批评蜕变成丧失左翼真正精神内涵的辩护术。文学批评固然应该向宏大的历史空间敞开，但不能被国家叙述所吞噬，不能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附庸。文学批评的第一要义是“形式批评”，这将既区隔开业余读者的读后感式批评，又区隔开其他学科过于自负的跨界批评。同时，文学批评在“形式批评”的基础上反思“形式”的历史性，通过语言、情节与叙述形式的分析，进入到社会历史分析。这也将证明左翼批评之外的社会历史分析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这种批评的使命，一言以蔽之，即是通过文学重建个人与共同体的关联。为共同体而奋斗的文学批评让我们彼此理解、互相关联，真实地生活在历史中的文学批评既是美的，又是政治的，因这是人性的批评，完整的、尊重人性多个维度的批评。不消说，这种批评观无疑是一种调和，包含着辩证超越文学批评之分裂的冲动。

　　我这几年的初步尝试，是关注当代文学中的“反讽”，考察王朔、王小波、韩寒这条隐蔽的文学传统。“反讽”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历史转折的第一步，也往往是新的文学出现的第一步。“反讽”无法重建什么，“反讽”是虚无，是历史尽头的剩余，是崩溃了的自由。这种自由在焚毁一切的同时也焚毁自身，叙述变成狂欢般地编织并拆解的自我游戏。怎么借助“反讽”对于陈词滥调的清洗，同时穿越“反讽”走向真正的共同体，这个问题我暂时没有找到答案。我只是注意到在我们这个喜剧时代，王朔、王小波、韩寒笔下的主人公始终在路上漂泊，他们回不去了，似乎也无处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