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艺术的真实洞见历史的真实

　　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通过周恩来在河北伯延农村四个昼夜的调研，艺术地再现了上世纪60年代初农村生活的现实，从一个侧面深刻反思了当年的历史，直指造成那场饥饿灾难的自然和社会根源，讴歌了党的老一代领导集体关心群众、一心为民和坚持实事求是、勇于修正错误的博大胸怀，老区人民对党和国家的无比热爱与忠诚，以及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和谐党群干群关系。影片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事件讲述、人物塑造、典型刻画、细节描绘等为主要手段，完成了再现当时生活场景、总结与反思历史的艺术创作任务。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特别注意对艺术真实的把握，坚持从生活真实中提炼艺术真实、以艺术真实反映历史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达到了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艺术境界。

　　围绕主题进行材料取舍，使人物故事更加集中。影片中的每一个孤立事件和断简零章都是编创者根据主题要求精心选择的。从周恩来走村入户访贫问疾，为农村送粮送水，参加农村自救性生产劳动，到纠正农村干部工作的不正之风，鼓励人们讲真话讲实话；从公社干部郭凤林善意隐瞒农村生活真相，连弟奶奶卖掉寿材也要为总理做一碗拽面，到汪老师双脚浮肿依然坚持光着脚为学生上课等，这一连串小事件有机勾连，将当时中国农村社会的风貌全景式描绘出来，周恩来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废寝忘食、一心为民的感人形象也随之跃然而出。

　　即使在对生活事件的记述中，影片也不是对曾经的历史进行忠实的毫不走样的记录，而是对生活的原始事件进行加工升华后的艺术展示。如把故事主要集中在周恩来与郭凤林一家、连弟奶奶、张二廷等人的交往中，使无序的历史变得清晰可循，表现了编创者用虚构对生活进行有机勾连、用想象去填补历史空隙的艺术功力，实现了生活与创造、历史与虚构的结合，从而也更好地把生活中本质的闪光的东西提炼出来，完成了对生活真实的净化、深化、美化，以及对社会内蕴本质的揭示。

　　注重情感刻画，以情感渲染全面揭示人物的精神世界，达到动人、感人、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该片在情感刻画上力戒造情、矫情、伪情、滥情等不良创作习气，以领袖对基层群众的殷殷关爱之情、百姓对领袖的深切爱戴之情作为情感基调，通过对党群情、干群情的集中刻画，反映了那个时期领袖与群众之间血肉相连、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众志成城的社会和民族情感。影片突出刻画了周恩来亲民爱民、与群众心贴心、与国家共命运的思想情感。他轻车简从深入伯延，没有大张旗鼓的“鸣锣开道”，没有警备森严的护卫队伍，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人员，本身就是一种亲民爱民情感，这与当今有些领导讲排场、摆阔气、论派头等脱离群众的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影片中周恩来自始至终都无法排遣的深深忧虑，深刻体现出他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忧患意识，对不能有效改变群众生存生活状况的极度焦虑，对不切合实际的现行政策的愧疚与自责。从这种忧虑，我们深深体味出他作为总理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勇于担当的意识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他走村入户，深入农村的各个层面，力求全面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表现了他真心倾听民意、全面了解群众的真实诉求、努力纠正政策偏差的真诚。影片中对其他人物的情感刻画也注意在“真”字上做文章，像郭凤林对周恩来隐瞒农村生活的实情，郭百岁、张二廷等敢于讲实话真话，以连弟奶奶为代表的众多村民对周恩来的深切情谊，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群众对领袖的热爱、信任、拥戴之情。片中，无论是伟人还是普通百姓，其语言都非常朴实，没有空话套话大话，从根本上摈弃了虚情假意和矫揉造作。

　　运用新闻手段营造积极的故事环境，达到真实反映生活的目的。在艺术创作中运用报道、记录、黑白照片等新闻手段，是凸显艺术作品真实性的重要途径，但也有一个运用适度和自然得体的尺度问题。用不好，很可能让人产生断裂、故作深沉、生拉硬扯的厌烦情绪。该片可以说是运用新闻手段的一个成功范例。影片从跟随调研的摄影记者的视角来讲述周总理在伯延四个昼夜的故事，在顺畅推进故事过程中，经常不间断地以黑白照片手法予以故事的停顿、延宕、回味与转折，起到了凝注历史、强化情感、深化意蕴、拓展空间的作用，通过这些新闻照片的合理运用，完成了历史与现实、艺术与生活的重叠，既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又使观众对每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瞬间留下深刻印象。同时，这种手法的运用也更好地诠释了“生活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艺术真实是对生活真实的升华，历史真实并不一定能提炼为艺术真实，艺术真实也未必等同于生活真实”这样一个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