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32年前,叶圣陶老先生在《考试》《再谈考试》《“非重点”》等文章中反对应试教育和对重点学校、非重点学校的区分。然而,32年后的今天,应试教育已成为一种机制。肖元生、周韫以他俩读书时的经历和在学校工作中的实际体验,结合对应试教育的深入思考,以细致的笔触书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驼囊》,对应试教育作了生动、形象、具体的艺术剖析。小说对应试教育的弊端自然有独到的暴露,但它的着重点却是探讨应试教育为什么几乎成了全民意向的揭示。
书中的教师、学生、家长都吃够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等极左口号的苦,因此,恢复高考后,家长、教师、学生莫不将学习成绩放在首位,以能够进入重点学校作为目标。应试教育起初受到大多数教师、家长、学生的欢迎,原因即在于此。《驼囊》对“文革”时期学校教学秩序失控、“停课闹革命”、“学生造反”的揭露,流露出作者对极左教育的批判倾向。
同时,小说还进一步从文化心理上表现了应试教育为什么得到了家长们几乎一致的支持。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的理念深入人心,“书中自有千锺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成了国民的潜意识。因此,县委书记许大马棒请名师辅导自己的儿子,烧锅炉的师傅也为了让女儿到重点中学就读而花了几万块血汗钱,南南的妈妈为了儿子能在通中借读一年,交给通中一万五千块钱……总之,《驼囊》里的这些情节、故事,无不展示了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理,应试教育不可能在中国畅通无阻。
尤其难得的,《驼囊》对应试教育何以在中国举国出现,还作了第三层次的艺术剖析。即市场经济占了主导地位、国家现代化进程加快后,反而促使应试教育更加通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管、高级工程师、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等等,都需要高学历。国家搞现代化,政府官员也要求高学历。在同样的条件下,家长也好,学生也好,教师也好,都“人往高处走”,以升学率衡量教学水平的高低。《驼囊》中的瘪蛋抵制应试教育,搞教学改革,他的实验班星期六不上课,讲课时尽量使用启发式。“他想用这个诚信共享教育,替代现在的应试教育机制,再去影响整个社会”;他想实现三个“尽可能”:“尽可能多的给学生经历和感知”,“尽可能的让他们(学生)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愿”,“尽可能的让他们实现他们自己认定的所要实现的愿望”,也就是他的友人“偶”概括的“以人为本”。结果,阻力很大,困难重重。他教的学生平均考分低于其他教师,不少家长便反对这样的实验。一些家长在星期六另请家教给孩子补课,最后,星期六不上课这一改革失败了。友人“偶”对瘪蛋说:“离开了社会的大环境和价值观念,单是教育界内部自己来改,怎么改也是改不起来的,一根竹篙难渡汪洋大海。”可见,如今中国的大环境和价值观念恰恰是有利于应试教育的通行。
《驼囊》对应试教育的剖析是由众多的艺术形象、人物活动、场景场面体现出来的。小说的主角是瘪蛋。他年轻时因出身问题被剥夺了考取重点大学的资格,后来上山下乡运动中被下放农村,成功经营、管理10亩梨树田。在“文革”期间,他认真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比知青屋的伙伴们先行一步”。恢复高考前,他在种子场的中学代课,大学毕业后先是在县教育局里工作,后来主动要求到通灵中学搞教改实验。在教改实验期间,他全心全意、尽心尽力,最后却因快到退休年龄而提前退居二线。瘪蛋正派、正直、有创新意识,敢于反潮流,同时又是好父亲、好丈夫。通过这个与众不同的革新者形象,展现了作者对应试教育的思考。此外,书中的其他人物,无论是老匹、倪院士、喻大人,还是“偶”、小虹姐、绿梅、唐僧、羊二、空空道人等,无不个性独特,栩栩如生。可以说,《驼囊》的“意识到的历史的内容”是和艺术形象统一在一起的。
恩格斯指出:“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中国的更加现代化,国民文化素养的提高,“学而优则仕”的共同文化心理将逐渐衰亡,应试教育终究会在将来终结。对此,《驼囊》作者是有信心的。小说虽然对应试教育作了艺术剖析和批判,但它“怨诽而不乱”,既显示了应试教育是各种“合力”发展结果的“合理性”,又表现了对应试教育的理性批判。
此外,《驼囊》还采用扬州评话的优长,瘪蛋、老匹、喻大人等人的故事是“话”;长篇中的“我”的诉说是“评”,“评”、“话”结合,可读性很强。不过,在“评”、“话”过程中,“评”有时显得拖沓、枝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