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以为70年后日渐聪明成熟的文人时代已不复见鲁迅的风骨,也不要以为文坛偶有针贬时弊的文章却惜乎用语机械枯燥。近日无意中读了野莽的杂文集《印在手纸上的恨》,分明在一片商业大厦的基建工地上又见到久被遗弃的匕首和投枪,它依然犀利,造型精美而华光四射。
作为书名的首篇《印在手纸上的恨》,看内容大抵是写于10年之前,长春某手纸厂的老板恨日本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自知抗议无效,遂将自己生产的手纸品牌命名“晓泉纯依郎”,目的是让国人即便坐在马桶上也要重温那位执政者的名字。然而文章发表出来,却被删去大段,惊问何故,方知“日本人正与当地的汽车生产企业商谈一笔生意,害怕有日本小野先生读了中国老野先生的专栏,一时生气,打道回岛,把一桩好好的生意给搅黄了”。
正是由于靖国精神不死,10年后方才又有了钓鱼岛上的风云,新的首相,新的争端。长春老板的手纸厂万一没因上述品牌而垮掉的话,想必还有新的创意,但那为了生意和日元害怕日本小野先生的中国报界人士,则会把国人的骂声继续删去,正如删去国人的记忆。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这样写道:“幽默的东北人利用手纸的品牌,提醒自己不忘国难家仇和己恨,固然难免被人闻出少许的阿Q气,但至少没有堕落成用哭丧棒为同胞使绊的假洋鬼子。”
《给他娘老子说》就更有意思了,一个孩子遭了欺负,投诉“凶手”的母亲,其母让孩子走,许诺自惩其子,孩子便走了。之后他又遭欺负,再投诉“凶手”之母,再次得到同样的承诺。这次孩子不肯走,要求看她如何惩罚,“凶手”的母亲便从扫帚上抽下一根苗子,在其子棉花包似的裤上挥了两下,惹得其子嘿嘿直笑。被欺负者认为惩得轻了,要求加重,做娘的勃然大怒,嘴里骂一声小狗崽子,就用眼去寻找碗粗的顶门杠。
作者的落点自然比凶手之母的扫帚苗子来得要重:“儿子的耀武扬威,胡作非为,其实就是娘老子惯的,甚至是娘老子教的。投诉儿子,不啻于是投诉二老,若是再不识相,下一次她真的要抄起顶门杠,落点决不是儿子的屁股。”后来看了《辕门斩子》方才悟出,杨元帅斩他儿子“原本是给观众看的,即便焦赞孟良不跪下求情,佘老太君不出面干预,穆桂英不杀奔而来,他也会自己给自己下台,找个由头把宗保放了。演戏演戏,这就叫做演戏。”
在《看西班牙斗牛士》里,他说虚伪的人类一边声称是动物的朋友,一边吃了朋友的肉喝了朋友的骨头汤,再去观看所谓的勇士如何以集体的力量和多种的武器将伤痕累累的独身朋友杀死,然后以手执牛耳的英雄自居,接受女崇拜者们的鲜花和亲吻。在《天鹅想吃癞蛤蟆肉》里,他为癞蛤蟆叫屈,因为看到报上说一群饥饿的白天鹅飞到北京,吃掉了在湖边打呵欠的癞蛤蟆。人们世世代代嘲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只因祖先以貌取“人”的偏见,是非就这样被人颠倒。在《幸福的野猪》一文中,他又为野猪喝彩:“看罢西班牙的斗牛,再看北京的野猪。一个从不招谁惹谁,却被斗牛士无故残杀;一个是吃了大量玉米,糟害大片庄稼,反被老百姓安全保护,原来这动物世界的不平等,丝毫也不亚于我们人类。于是便越发崇拜先知先觉的鲁迅先生。他老人家主张做狼而不做狗,劝导家猪和家牛们‘还不如带些野性’,诸般惊人的理论,竟早于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的半个多世纪。”
隔着大洋,法国的《费加罗报》评他是“骨子里藏着巨大的痛苦”的“笑面作家”,这句话真叫异国的知音给说对了。作为圈子外的朋友,我劝野莽放下他总也写不完的大部头,多写一些短小的杂文。杂文家需要的素质太多,思想、学问、胆识、才华、艺术,这些东西,野莽的身上全有。
(《印在手纸上的恨》,野莽著,江西高校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