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李林荣
《东瀛品梅》,袁英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恰如本书副题“民国时期梅兰芳访日公演叙论”所称,这是一部对梅兰芳先生1919年和1924年两次访日公演史实作出细致追叙和深切评议的著作。全书正文四章,依托大量中日双边的书刊文献和图文资料,分别对梅兰芳两次访日公演的缘由背景、具体经过、社会反响,以及访问演出的成功因素,进行了脉络明晰、情境生动、信息详备的史实还原和观点梳理。附录六则,汇集梅兰芳访日公演剧目与角色分配、日本所藏梅兰芳舞台形象画像等相关史料。不同于同类著述,《东瀛品梅》在还原和评析史实两方面,都坚持了严谨实证的可贵态度。书中不仅处处凭史料说话,更为可贵的是对史料的采纳能够不回避争讼、不为尊者讳。在述评公演反响的“众生品梅”一章,专设一小节“批评、建议及争议”,明文征引,坦率分析。在介绍和讨论访日公演的背景、经过和事后社会文化效应的各篇章里,也多次展示“国耻日”风波、日本剧评针对梅兰芳表演和京剧艺术的某些非议的材料,析之以理,辨之以实,立场鲜明而不强人所难。或许,这正是身为梅派嫡传弟子的作者本人,不经意间显露在文字和学术世界中的一种不着粉墨的梅派风格:雍容大度,恬淡优雅。
《1966-1976的地下文学》,杨健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
“1966-1976”这10年,曾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荒芜期。这当然与史实不符。但这10年的文学状态和社会文化背景确实特殊。拨开“荒芜”、“空白”等情绪化修辞的遮蔽,如何认识这10年文学的本相,进而把握其流变、评价其得失?在20年前本书初次出版之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换句话说,《1966-1976的地下文学》这本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味。它处理的是一段在时间的坐标轴上已远远后退的文学岁月,但在文学历史的认识领域,它却开启了一扇通向未知和新知的大门。全书15章,30万字,基本依时序展开“1966-1976”10年文学的历史画卷。从“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开端,经“地下文艺沙龙”、“知青歌曲”、“军中地下文学”、“知青文学”的推动,再到“旧体诗词复兴”、“监禁文学”、“爱情文学和性文学”、“民间口头文学”、“狱中秘密写作”的波浪相逐,终至“丙辰清明节诗歌运动”的强音高奏,纵贯当代中国文坛10年之久的一脉渐行渐趋宏阔的“地下文学”潮流,赫然呈现出蔚为大观的全景图。得力于这本书的知识奠基和学术开拓,“1966-1976”10年文学的研究和阅读,近些年已在学界文坛的一角受到关注,但如今重读这本奠基、开拓之作新出的再版,许多章节篇目下的丰富内容和生动细节,仍然那么陌生和新鲜。
《国会现场1911-1928》,叶曙明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读史使人明智,“智”却常因“史”的不同而有差异。相形之下,上古史使人超迈,中古史使人激昂,近古史使人务实,读鸦片战争以降百年间的这段近现代史,则给人更多的是从层层叠叠的惨痛教训被动得来的一种深重遗憾。《国会现场1911-1928》选取的正是这段历史中的灰暗片段:民国初建,政体新定,表面看来举国上下万象更新,实际上国体与政体、精英与民众、人心与社会,都在幽暗中飘摇。作者整合海内外既存的相关史料、史著和当事人的传记、忆述等周边文献,以现象、事件的发生时间为经,以历史人物的性格、形象和心理刻画为纬,聚焦于“国会立宪”、“南方革命”、“联省自治”这明暗三重核心事端,把1911-1928年中国政坛和中国社会最黯淡也最纠结的一个侧面,细密而鲜活地再现到了近30万字的篇幅中。尽管在从各类历史资料向现在进行时态的叙述与刻画转化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着某些无法避免的局部差失,但就总体而言,建构在书中的“国会现场”及其远近背景中的关键人事,还是与从史料文献中散发出来的时代氛围相符的。许多有新意的史学研究结论,也得到了比较恰切的运用和整合。除了对当年的众生相给予了面目澄清,孙文、徐世昌、黎元洪、汤化龙、陈炯明等那一时代的诸多政治精英人物,在书中都有出乎今人意表之外、却落在史料实据之中的“新”表现。在所谓“民国范儿”日益流行成一个空洞符号的今天,像《国会现场1911-1928》这样重看历史、详解历史,而且一看一解之间新意迭出的厚实之作,其面世可谓正当其时。
《谒无名思想家墓》,张梦阳著,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
诗在中外,都同样有承担叙事的古老使命。及至现代,虽经小说、戏剧、影视等体裁的夺代,诗已多不以叙事为务,但诗体的叙事或者叙事的诗化,自有别的体裁所不及的特质,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在如下两点上可以做到极致:一是结构上的删繁就简、凸显主干,二是主题上的直抵内心、彰显情志。《谒无名思想家墓》正是在这样两点上力求极致的一部纪实性质的叙事抒情长诗。全诗近两千行,包括引歌、尾歌与主体13篇。诗中所述之事,源自作者1970年代初在农村的亲身见闻:一位从名牌大学被开除回乡的“反动”读书人“苏格拉底”,偶然与作者结识,作者因此得以发现“苏格拉底”与村里地主之女“俏儿”的一段相濡以沫但注定不能圆满的爱情;作者和“苏格拉底”两人一起得到“重用”机会;作者忙赶往县里新单位报到,“苏格拉底”却坚决抵制,因言获罪,最终在关押中病故。与叙事部分紧相穿插的抒情句段,点染人事况味之余,闪现着作者对当时人情世态和整个社会环境逐渐深入的感悟、省思和批判。依序言所评,这部长诗是刺向社会不平和人们良心的双刃剑,它铭记了值得许多人回头审视的历史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