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河《米罗山营地》：历史重构与命运寓言

　　《米罗山营地》是陈河继《沙捞越战事》之后又一部揭秘华人域外抗战史的力作。不同于《沙捞越战事》在想象力上的浪漫飞扬，《米罗山营地》的创作基调是严肃凝重的。这是一次集体记忆的重构。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查阅甄别、对当事人的采访咨询以及对历史遗迹的实地考察，陈河复原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独立之前西部的旧称)抗战全景图谱，再一次显示了他对宏大叙事的创作热情和顽强探索。

　　《米罗山营地》具有鲜明的“全景小说”特色。在结构上，它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活动舞台异常广阔；在叙事上，它融合了多种小说元素，尤其是尊重史实基础上的想象性细节还原，以及叙述者、寻访者、作家本人“三位一体”的介入性穿插叙事和议论。更为重要的是小说的立意，它不仅是为了复活一段不为世人熟知的历史记忆，更是希望站在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度对历史进行理性的审视与思考。

　　人类文明进程中有这样一个悖论：战争与文明总是如影随形，文明程度越高，战争的毁灭力量就越大。在战争中，由文明辛苦培育出的人性可以堕落为野蛮残忍的兽性，制造出罄竹难书的罪恶。但同时，由文明教化出的人性乃至神性却是制伏兽性、对抗罪恶最为强大的力量。因此，在人性与兽性、正义与不义、救赎与堕落冲突激荡的战争状态中，人类发自内心的选择及坚守成为造就历史的关键因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米罗山营地为基地的136国际联军是当时马来亚抗战的中流砥柱。这支联军队伍的组成人员有着异常复杂的政治背景。他们中有人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如陈平)，有人是出于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报效(如林谋盛)，有人是出于对帝国利益的坚决维护(如戴维斯)，有人是出于抗日救国的满腔热忱(如梁元明)，还有人是出于对土地家园的捍卫(如何天福)，也有人是出于对冒险传统的好奇追随(如查普曼)。尽管他们的思想立场各不相同，各方之间也充斥着复杂的利益纠葛，但面对共同的劫难，他们终于放弃成见、捐弃前嫌，共同担负起马来亚抗战的重任。作家以大量篇幅详细描绘了联军部队面临的种种困厄，以及他们在困厄中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凸显了人性因素在这场从“心智”到“心灵”的结盟历程中的可敬与可贵。

　　虽然，战争可以通过以暴制暴的手段得到暂时的平息，但怎样才能获得永恒的救赎。这也是作家思考的重点。作品中，卡迪卡素夫人的选择展示了一条寻求解救的途径。

　　卡夫人是一位笃信天主教的医务工作者，怀有强烈的“受难与拯救”意识，是作家倾力塑造的一位“圣母”式的光辉形象。战争爆发伊始，卡夫人就坚定地相信神的力量能够支持她渡过一切劫难。出于宗教情怀，她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日游击队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由于叛徒出卖而不幸被捕，在狱中饱受非人的折磨。绝境中，是信仰一直支撑着她，使她坚贞不屈、英勇顽强地坚持到了战争的胜利。小说最令人难忘的就是卡夫人每一次的受难和每一次的祈祷，它展示了普世性的宗教信仰对人类战胜苦难起到的精神支柱作用，更高度赞誉了宗教信仰在维护人类正义和尊严时提供的巨大能量。与此同时，卡夫人辞世前留给世人的回忆录也发人深省。那是卡夫人透过宗教精神的观照和生命体验的领悟留给后人的一份警示：即使本着宗教的情怀，面对人类的极恶，我们也应当绝不怜悯。

　　大时代中无数个体的动人选择与坚定信仰成就了这段悲悯阙如的历史。在感喟于信仰的巨大力量和历史无情变幻的同时，读者也对作家的动机产生了好奇，为什么陈河选择了这段历史？无论是时间还是地域，作家本人都对马来亚抗战有着一定程度的隔膜。但从追踪加拿大华裔在马来亚抗战中的身影开始，陈河坚定地踏入了这段尘封的历史，并为之付出了两年多的艰苦劳作。尤其在掌握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后，陈河完全可以发挥想象，将其打造成为一部动人的虚构小说。但他最终却选择了束缚其艺术才情发挥的方式——非虚构。显然，这是由于作家被这段历史深深地打动了。

　　《米罗山营地》是一份跨越国界、种族和文化的历史重构，流露出世界一体、命运共担的创作视野和伦理情怀，这不得不说是当前新移民文学在创作题材和思想立意上的一次突破。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人类历史的走向已在悄然间发生着改变。历史已不再单纯的只是我方、你方或者他方的历史，而是一份需要全人类集体承担的共同命运。作品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物件，一个是卡夫人的收音机“约瑟芬”，一个是联军部队的B-2型无线电台。为了获知世界的消息，卡夫人几乎因藏匿收音机而丧命，但正是BBC的空中电波传递了远方战场胜利的消息，从而鼓舞了当地居民坚持抗战的斗志。为了取得与印度总部的联系，联军人员付出了挑战人类极限的智慧、勇气与毅力，但正是得益于空中通道的建成，马来亚战局的形势得到了全面扭转。这不仅是一份真实的历史重构，更隐然预示着人类未来的命运。原来历史早已将全体人类连结成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由此，这部充分写实的战争全景小说也流露出某种意味深长的寓言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