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作品之间的距离——对张国龙《许愿树巷的叶子》的一些意见

　　打算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反问自己：这样对待一部作家的新作是否太过苛刻？明明读到动情处，我曾泪流满面，为什么还要批评它？我是不是把对很多儿童文学作品的不满迁怒于它？我所说的话是不是负责任？于作者、于读者是否有一星点儿的意义？这样一想，我忐忑不安。但是，无论如何，我所说的，是我想说的，哪怕它囿于我的浅薄和孤陋，不能准确地把握作品，好歹它是一个普通读者对作品真实的感受，或许也可以试着和作者讨论一部作品应该如何趋向于更加完美，再自我夸大一点，或许可以拨开“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相互赞扬，透一口气。

　　我要说的这部作品是张国龙的小说新作《许愿树巷的叶子》(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出版)。据张国龙在“自序”中所说，小说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来匪夷所思：一个16岁的女孩突然得知自己并非妈妈亲生，这倒是常见的事，不寻常的是，她的亲生父母正是养母的“仇人”——当年，因为生母的插足，使得养母夫妇婚姻破裂，她正是亲妈和养母前夫的私生女。两岁时，亲妈因车祸去世，被将要出国的父亲托付给曾经深受伤害的前妻，遭到拒绝，只好被送到孤儿院。养母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从孤儿院接回了这个孩子。10多年后，父亲前来相认，这已经让女孩陷入选择的难题中，然而，世事多舛，养母又瘫痪了，当父亲意识到和女儿的相认意味着要终年照顾一位瘫痪病人时，他再一次逃离了，哪怕这位病人曾经被他伤害却以德报怨，替他养大了女儿……这个故事“折磨”了张国龙6年。他曾经为此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但是觉得没有完全消化这个故事，很多读者也向他追问这个故事的细节，再加上人到中年的沧桑，于是有了这部长篇。

　　的确，这个故事很难消化。它太超出我们所能接受的生活伦理，生活本身有时比小说更具有戏剧性。看上去，它给作家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故事基础——它简直比虚构还要不可思议，还要具有冲击力。作家也许只要给它加点作料(比如设置一下时间、地点、背景)，就已经很让读者震撼了。但是，问题也正在这里——面对这样一个题材，作家应该怎样使用它？复述这个故事？或者给它一个美好的结局？还是让原本已经复杂的故事更加曲折？尤其是儿童小说，面对这样一个让人愤懑又无奈的故事，它应该如何表达？张国龙的选择是，给女孩一个美好的明天——大团圆。我倍感失望。

　　首先，并非是我残酷到不给读者以希望，而是我希望作家能真心地体味这个故事，不要那么轻易地“理想化”，真正能够让读者面对、理解并且热爱这个世界，纵使它不那么美丽，而不是轻巧地就许以虚幻的美好。说实话，小说文本给我的冲击力远不如作者在自序中原原本本的讲述。我们的儿童文学也许太喜欢给读者“糖果”吃了，而且以为读者就喜欢吃“糖果”。其实，真实故事中父亲的再次逃离，是个多么微妙的、幽曲的、让人慨叹的结局，残忍一点说，它是一个多么棒的欧·亨利式的结局。一个少女面对如此复杂如此不堪的生活，她的内心冲突该是多么的强烈？我们多么希望看到她在作者的笔下，经受内心的煎熬、挣扎，顶住一系列的打击，像暴风雨过后的小树苗一样，依旧亭亭地站立起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富有而帅气的父亲不顾一切地弥补过往的错误，相认之前已为女儿和前妻备上“豪宅”，准备好了终其一生做女儿和前妻的保护伞。我甚至替那个真实存在的女孩难过——她多么希望从“作家叔叔”这里获得内心的力量，获得生活的经验和智慧，好应对她那支离破碎的未来；但是作家给她的，是一个她遥不可及的瑰丽的梦、一个灰姑娘的故事，这岂不是增加了她的心理不平衡，让她在和小说主人公的鲜明对比中，更加垂头丧气？在处理生活的“残酷”方面，我们的儿童文学依旧还没有长大，似乎没有勇气也没有智慧去化解这些矛盾。其根底，也许是我们作家本身还不够勇敢和智慧？

　　其次，也许最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大团圆”。对于一部小说而言，结局是否让人满意，或许比一个故事如何开始更考验作家的功力。说实话，我们现在虎头蛇尾的长篇小说很多，包括很多成名作家备受关注的作品，也经常是草草收场，急于给读者一个交代，让人感觉与前面紧致的、充满张力、吊足胃口的叙述不能般配。具体到张国龙这部小说，即便作者选择让读者宽慰的“大团圆”结局，也并非不可，关键是要让人物和故事“自己”做出选择，让读者感觉到应该就是这样，非这样不可。在通往结局的路上，作家应该尽情地描述人物的心理风景，应该给出合情合理的路径。在这部小说中，我觉得对主人公袁佳的心理描写和性格发展处理得不够细腻和深刻，对袁佳、养母、生父三个人之间的矛盾和爱憎展开得不够。说到底，作者和人物之间还是隔的，没有把自己彻底地投入，也没有把自己彻底地向读者敞开。这是张国龙的散文和小说的一大区别。他似乎在散文写作中更能贴近自己的内心，而小说，更加考验作家对自我与小说人物之间关系的处理，也就是说，40岁的男性张国龙必须要能体会、把握16岁少女袁佳的感受(以及更多人物的感受)才行。但是读这部小说，我总觉得张国龙和自己笔下的人物隔着很远的距离，我甚至觉得张国龙和我这个读者一样，都是这曲悲欢离合的观看者。我在外面，是因为张国龙没有把我拉进去；张国龙在外面，是因为他还不够大胆地对读者敞开自己，或者在观念上不够大胆地把自己的人生悲欢写进“儿童”文学。

　　相反，张国龙的散文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坦诚的力量。曾在多年前读过他一篇回忆童年的散文，题目已经忘记，但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写到上学路上遇到蛇的情景，至今想起来我还有那种凉飕飕的惊悚感，也正是从这篇文章里约略了解到真实的张国龙，或者说孤独、敏感、聪慧、内秀的少年张国龙。另一篇印象极深的散文是《亲情的距离》，写自己一家和奶奶那种难以说清的感情，亲情与隔阂、误解同在，血浓于水，又充满无奈，在大量的忆及祖父母、外婆之类的文章中，那是我读过的极不一样的一篇。这样一个张国龙，理应能够写好这部小说。但是我觉得这部作品远不如《亲情的距离》写得大胆，写得深入，写得那么贴近自己——小说只有贴近了自己，才能贴近读者。我其实很想问他，这部小说中包含了多少你自己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感受，又包含了多少你对人性的失望与希望？在写这部小说时，你是不是有太多的顾忌？是不是太过轻松？你是否敞开心扉，在小说里表达你对人生真实的感受？

　　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脑海里一直回荡着的除了张国龙的散文，还有《绿山墙的安妮》。说起来，孤儿安妮也是一个足够“悲剧”的人物，但是在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的笔下，却成为一部如此甜蜜、清新、幽默、富有生气的小说，我们仿佛能听到安妮身体里都在回荡着的欢快歌唱，虽然安妮也不得不面对挚爱的马修的去世，以及玛瑞拉的衰老。张国龙的本意，也希望将袁佳塑造成这样一个虽然身世不幸却依然乐观的女孩，但是他的塑造更多的是在第三者的讲述中完成，而不是通过主人公自己的话语和行动来表达，也就是说袁佳的性格更多的是作家“交待”出来的，而不是她自己表现出来的。这也是现在很多小说的通病，作品中的人物如同木偶一样，不会说话，不会行动，多是叙述性语言，也因此难有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这又让我想起“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它的畅销自然原因多样，但是我认为和杨红樱能够让人物“动”起来也不无关系。袁佳的养母也是如此，她应该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充满矛盾的人物，像收养安妮的玛瑞拉一样，既非常爱她(当然袁佳的养母爱得更复杂难言，袁佳的名字即是“冤家”的谐音)，又要表现出一副“严母”姿态，非常具有戏剧感，但是张国龙并没有写好这个人物。无力掌控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还有一个“明证”，即养母的日记。这些尘封的“日记”显然不符合养母的身份，她所生活的年代、她的年龄、她的高中学历、她的职业等等，都决定了要有符合“这一个人”的话语，小说应该给读者一个“真实”的虚构空间，人物的所言所行要符合他的身份，然而，我读这些日记，感觉这是张国龙在说，而不是养母的私语。

　　张国龙的儿童文学创作已经有10多年了，为什么要单单挑出这部作品来批评？因为我觉得这一次张国龙差点就写出一部能够符合他气质的佳作了，可惜，失之交臂。恕我直言，虽然张国龙已经出版了很多儿童小说，但是能让人记住的很少，似乎还难以找出一部能够称得上是他代表性的作品。他的很多小说，包括《许愿树巷的叶子》，总是选择有些调侃的语调，这是现在儿童小说的“时尚”，似乎现在的儿童生活总是这样张牙舞爪，缺少内在的幽默和机智，顶多只能算是“俏皮”，而这种感觉与张国龙本人的气质显然是难以合在一起的，难免失之刻意。我记得他在“前言”中简略提到，“40岁这一年，我的生活如平静的河床突然改道，和某些电影、电视剧的剧情惊人相似。‘四十不惑’，我惑上加惑”，透露出他本人的生活中所经受的变故与惶惑，这个时候的他也许更能体味袁佳的感受。多么可惜，这个故事那么接近张国龙的气质和他的精神世界，又恰巧能够承载他对艺术的追求——张国龙说自己所推崇的文学作品应该能够“诠释旷达、通脱、通透的人生境界，面对苦难、悲苦时从容、淡定，直面死亡时释然、优雅……”他所推崇的作家要能够发现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微妙关系”，能够描摹出人与人之间光怪陆离的关系。袁佳的故事原型给张国龙提供了多么好的机会。然而，张国龙被一些儿童文学的流行病捆住了手脚，没有把这个故事所包含的丰富性传达出来。

　　当然，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这部作品，并非因为它一无是处，那样的作品根本不值得批评，而是因为它还不够好，以张国龙的才华，它应该更好。(刘秀娟)